业者操守

读《莎朗•斯通和朱学勤为何诅咒中国》（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05/29/content_8270901.htm）有感。

    出版人、媒体人，已经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自然人。出版人、媒体人的职业操守，更不是简单地维护每一个人的话语权、也不是简单地保障每一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出版人、媒体人的社会责任较之普通自然人要大得多，因为其手中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其所言所行的确有可能成为某种导向。

    比如说，对于当前的汶川地震这样一个巨大的灾难事件，我们国家我们民族首要解决的问题，显然，应该是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因为灾区正在有上千万的灾民正在艰难的煎熬之中需要救助。

    那么，诸如灾区校舍的质量等问题，相对来讲，就必然是次一等的重要问题，是可以稍缓之后，再着手解决，是可以秋后算账甚至待证据确凿后杀无赦的问题。但是，如果在救灾的紧要关头就不顾救灾而只管追究责任，那么必然当会延误抗震救灾的最佳时机。如果出版人、媒体人此时弃救灾而搏追查，将公众的精力和兴奋点分散到惩恶上面，虽然，所追所查确实为客观存在，但是在客观效果上，实际却起到了涣散全民救灾斗志、“破坏”抗震救灾的作用。

    在这个时候，如果，出版人、媒体人一味纵容：“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佛诞日”的“天遣”感慨，甚或散布奥运的五个福娃就是：（风筝）潍坊撞车、（藏羚羊）藏独闹事、（火娃）火炬被抢、（熊猫）四川地震、（水娃）诸省水灾的“寓言”，很难想象，该出版人、媒体人的动机是想增加全国人民的抗震救灾的凝聚力。

    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作为一个自然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话语权；但是，作为出版人、媒体人就不得不考虑其所言可能带来社会之所行。

    公众人物，亦应严于律己，避免过于自我，避免信口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