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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与激情：新文化运动的早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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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与激情：新文化运动的早夭
2011-9-29
是时的鲁迅需要的是“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新宗”。到了1928年时，更是不相信世界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的“黄金国”[21]。因此，当时中国所需要的自由主义，也不可能得到像鲁迅这样的大家系统宣传和标榜（晚年的鲁迅政治“左”向，那更不可能了）。
客观方面。
“一战”、“袁、张复辟”、“苏俄对华外交政策”这三件事影响太大。
金观涛、刘青峰两位教授通过对《新青年》杂志的某一关键词或某一观念使用的次数多少为据进行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他们在《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一文中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一个只强调个人权利、鼓励竞争的社会，固然可以不断发展，最后却会导致危及全球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血腥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而且影响到对《凡尔赛和约》的解释，并进一步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观念的建构。因此，如果我们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就不可能对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的观念变迁有真正的认识”[22]。这一“观念变迁”就是“一战”，特别是巴黎和约使中国的新知识分子群体放弃了“自由主义”。如陈独秀在1918年底，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战后重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十四点计划”，特别是其中的关于战后民族自决的计划，便称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好人”[23]。但当巴黎和会最终以威尔逊的“背叛”而签订和约，中国的国家权益再次被出卖之后，中国大部分新知识分子便大失所望，认为美国不可恃，从而转向了苏俄。因为苏俄的领袖列宁也主张民族自决，还宣布归还沙俄时代所侵中国的一切权益。所以，1923年北大对“世界第一伟人”进行民意测验时，在497票中，列宁就得了第一名，且高达227票，威尔逊虽然还是得了第二名，但只有51票了，不到列宁得票率的四分之一[24]。
“袁、张复辟”这一事件，根据金、刘的统计，较1918年“世界大战”和1919年“巴黎和会”所提到的次数还要多，这表明时下的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群体很重视“袁、张复辟事件”。根据对相应文本的具体研究，当时的知识群体主要由此得出如下认识：袁、张之所以复辟，就是因为民初引进的“共和”造成了极大的政治混乱和社会不稳，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不满，袁、张便由此假借“虚君共和”而搞帝制复辟，由此导致了“《新青年》知识群体对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之根据的否定”[25]。康有为在1917年12月发表的《共和平议》一文中说，辛亥以降，“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制。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专制。求共和而慕美国，适得其反而为墨西哥。求共和若法今制，适得其反而递演争乱，复行专制，如法国革命之初。民国求共和设政府，为保人民和平、安宁、幸福、权利、生命、财产，而适得其反：生命、财产、权利、安宁，皆不能保，并民意不能达。”康有为虽然是为自己助张勋复辟闹剧开脱，真意是为了反对共和，但他所说的“只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事象却是真实的。这一事实使当时的新知识群体不得不对所引进的西方共和制度深抱怀疑。[26]
放弃了西方自由主义、共和政治，又不能复辟帝制，那中国究竟能走什么路呢？这是当时大多数新知识分子思考和苦恼的问题。其结果是，除胡适、鲁迅等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选择了“政党政治”：或参加国民党，或组建共产党，等等。在20年代，不管是中国的国民党还是中国的共产党，都是按照苏俄列宁党的“民主集中制”（国民党称之为民主集权制）原则建设的。为什么要按照列宁党的建党原则来建党呢？因为列宁党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而且是“庶民的胜利”，这个党还对中国特别友善。因为列宁党的集中制是“极端的”、“无情的”，是与沙皇的专制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27]，所以，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个人自由，否定自由主义的。因此，当国共两党在中国闹起“革命”之后，也就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夭折了（60多年后，在台湾，蒋经国统治的国民党“开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但此时《新青年》并没有怎么关注它。根据金、刘的统计，直到1919年以后，甚至1920年初，十月革命才被重视。所以，金、刘下结论说：“我们不能如往常那样简单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应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认同了社会革命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28]。这一研究结果显示，正是《新青年》知识群体对“一战”、“袁、张复辟”有了重新的认识，认为救中国不能仅仅停留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自由主义宣传，心灵启蒙的推动，而应该走上大街参与政治，举行“革命”才行。举行什么样的革命？法国式革命？这确实为当时众多新知识分子所赏识。但不管是共和的法国，还是君主立宪的英国，不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略我国吗？不能学它们了！毛泽东后来总结说，“老是先生侵略学生”，学生还怎么可能学英、法、美这些先生呢！[29]那举行什么样的革命才能救中国于水火呢？恰逢此时，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代表苏俄外交委员会发表了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偿放弃沙俄在华一切特权和权益的宣言。这一宣言虽然迟到1920年3月才到达北京，可想而知，这一宣言对当时中国，特别是新知识分子的影响。连国民党机关报都说，“从今以后，应该把注意点转移在对俄问题上面。对俄问题，决不仅是对一国的问题，而是面对世界的问题。资本家阶级和劳动阶级、侵略主义和和平主义、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种种冲突，究竟怎样解决，都和各国对俄国的态度有关系”[30]。也正是在苏俄这一外交政策的影响下，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才转变为共产主义者，[31]进而成立中国共产党，决定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远景，学习苏俄，走工农革命的道路以救中国。
上述“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说明，是“历史的偶然性”加上“历史的必然性”共同导致了自由主义的短命，且因此导致了中国上百年“启蒙”历史的止步不前。说其“偶然”，“一战”、“苏俄革命”较之于中国都是“身外”之事，如若没有它们，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会按其原本的路向发展，就是因为它们，新文化运动改变了自己既定的轨迹；说其“必然”，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新文化运动知识群体的知识结构基础之上，新知识群体在上述“偶然”因素的作用下，大多作了“告别自由主义”的“群体选择”，这也不是个别意志所使然。若从“哲学”的角度硬要说出这两个因素谁是“主要因素”的话，“一战”、“苏俄革命”因为是新知识分子“告别自由主义”的先决条件，所以，这两个因素应该是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在历史的关键处是由偶然因素决定其路向的。
新文化运动的早夭，从中国以适应世界“新潮”实现现代化的角度，若以后见之明谈启示的话，最基本的至少有两点：一是领导民众的政党和政治领袖，必须是“思想上的革命者”，必须是“现代化”的。若是这样，“救亡”再急再烈，也只能暂时“压倒启蒙”，一旦“救亡”的任务完成，“启蒙”必将随后而至；若是这样，“传统”再强再大，只不过“启蒙”所费的精力更大些而已，所走的道路更曲折一点而已。后来的新加坡和韩国可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二是坚定地走自己认准的路，不管世界上的任何狂风暴雨、鲜花美果，都不为之动摇。这最要紧的是耐心和坚韧。中国近30多年来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就是个较为成功的例子。
注：[1]1950年8月至1951年底、1954年月2月至1955年3月
[2]参见李泽厚先生《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
[3]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1918年月12月
[4]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主张的真意，是重在“西学”，其“用”也不仅仅只在器物层面，还包括了制度层面，甚至文化层面。但他只是用“损之又损”的办法对待传统文化，并不批判传统文化，更不否定传统文化。在后来的中国史学中，可能长期误解了张之洞。参见罗志田《张之洞与“中体西用”》，南方周末》2004年6月17日
[5]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一语之出后，便成为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流行语，甚至是主流思想，梁启超在1920年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是“举国以为至言”。若根据张的“真意”理解“中体西用”，根据此语在当时及此后的思想界造成的重大影响，从其未批判传统文化的角度判断，其后的戊戌变法，甚至辛亥革命都没有超出张所说的“中体西用”范围。启良先生在其所著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人“始终举着‘中体西用’的旗子守住国门”,只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特色”等等这些具体说法不同而已。所以本文此处用“一再失败”以言之
[6]陈独秀文，《新青年》一卷四号，1915年12月
[7]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醒》，《新青年》一卷六号，1916年2月
[8]启良《20世纪中国思想史》P8，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9]鲁迅《两地书·四》
[10]鲁迅《花边文学·偶感》
[11]启良《20世纪中国思想史》P26
[12]当时不仅梁启超式的中国人要回到传统文化，就连当时世界顶尖级的思想家英国人罗素也声称，欲挽救西方文明，必须借取东方文明资源。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批判旧文化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丢掉了。见《罗素五大讲演：社会结构学》北京新知识书社1922年版。亚洲第一位诺奖获得者印度人泰戈尔也敬告中国人“万万犯不着”“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的物质文明”，并认为不是西方先进于东方，而是东方先进于西方。见《泰戈尔对京学界演说》《晨报》1924.4.29
[13]《李大钊文集》第3卷P66，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P23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瞿秋白文集》第4卷P415，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实际上，作为中共的领袖们，都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且在他们看来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知识就够了”，只要能与实践相结合就行。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无不骄傲地说：如此，“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么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P86
[16]《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P518
[17]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1927年《现代评论》第 5 卷第119期
[18]白吉庵《胡适传》P126，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19]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钟山》2003年第3期
[20]启良《20世纪中国思想史》P89-90
[21]鲁迅《黄花节的杂感》
[22]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P405-406，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3]发如此感怀者想必不只是陈一人，可能很多人都有如此感怀。如林语堂后来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阅读他和平的条件时的心情，那是一种在遥远的亚洲被所有人分享的心情。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线光明和一位世界的领袖 查看(12) 评论(0)
偶然与激情：新文化运动的早夭
2011-9-29
偶然与激情：新文化运动的早夭
李明海 湖北省宜昌市教研中心（443000）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或灵魂是自由主义，中心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这为学界所公认。但今天回头审研这场运动，可以说，它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在过去的将近100年里，自由主义曾多次被主导权势所否定或批判。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开展“新生活运动”，将儒家摆在至上位置而否定自由主义；曾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而否定自由主义。中共治下的延安，通过“整风”和“谈话”，打倒了所谓“自由主义”作家王实味；1949年10月之后的中国大陆，曾两次大规模地批判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1]，似要彻底根绝自由主义；“改革开放”之后，“新启蒙”刚一冒头就被说成是“精神污染”而被反掉了……。实际上，在五四运动后不久，自由主义的声音就渐趋弱小了，大部分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和知识分子，都脱离了自由主义的“阵营”而走上了“政党政治”的道路。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中国不需要自由主义、不需要民主与科学吗？拟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就是知识精英们的一时冲动，纯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回答是否定的。回望中国历史，重读《新青年》最初几年的文章，以后见之明，在古老的中国，在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较之于世界文明潮流，是太需要自由主义，太需要民主与科学了，即太需要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太需要民主政治以保障民众的正常生活、太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洗涤我民族性格中的愚昧与盲从了！既然如此，为何自由主义或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会旋起旋落，刚刚造成的磅礴之势却突然间偃旗息鼓得仅存几缕残烟了呢？这一问题太值得今人深思了。
一
“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观点在学界有较大影响。该观点认为，当时的中国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第一位的，即“救亡”是第一位的，所以，“启蒙”人们争取个人自由、平等，以科学精神武装自己，要求政治民主等等就被“压倒”、退之次要地位了[2]。这一说法似是而非。一是救亡的使命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就基本结束了，为何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仍然没有自由主义的地位，仍然没有启蒙呢？二是救亡与启蒙不是相辅相成，而是相互对立的吗？不救亡要当亡国奴，不启蒙则是当奴隶或奴才，这二者有本质区别吗？现代化既包括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更包括了“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科学精神”。只有在启蒙基础上的救亡才是真的救亡，仁人志士为救亡而作出的牺牲才有意义和价值，否则，就只是满腔热血地充当了“改朝换代”的炮灰而已。正因为启蒙如此重要，所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所列“新青年”的六条准则的第一条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当然，这不是说自由主义或启蒙运动在中国的短命，与救亡完全没有联系。因为救亡，就要求政党组织力量。要组织就得有纪律、有权威，个人就要服从组织、全党就要服从中央、中央就要服从领袖。一切个人的当下权益就要让位于救亡的大局，甚至为了“主义”而“光荣牺牲”。一旦这一要求本身成了制度，成了传统，成了“文化”，即使在救亡使命完成之后，也是很难被改变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是救亡产生的历史惯性造成了启蒙运动难于再起。但这一“惯性”也说明，如此救亡本身忘却了自己的最终使命——解放人。就此而论，中国的救亡过程本身具有先天不足性，属“跛脚”式救亡。为什么只能这样？因为“救亡者”，特别是主持救亡的领袖、政党本身在本质上不是“现代化”的，只是些“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领袖和政党[3]。所以，他们“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将当权的“党国”还政于“民国”。因此，救亡的胜利也就不可能变成百姓的胜利。
二
“沉重落后的传统文化”，这一观点不仅在学界，即使在普通的社会人群之中，也有相当的市场。中国确实自古以来就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没有个人主义观念，这与西方文明有很大的不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等权利等这些观念、意识，在西方文明里，不仅古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还有基督教的教义，从中都能找到其源头。但任何传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现实生活的需要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古代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源自“三代”（主要是周制）的历史文化影响，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传统，家族至上、国家至上、君权至上等观念确已积淀成了我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被一代又一代地遗传下来了，乃至于面对西方世界用坚船利炮打开我国门之时，面对西方整整先进了我们一个历史时代之时，面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威胁之时，即使“最先进的中国人”们也还只是要求“中体西用”而已[4]，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时下中国“千年未遇”之困局实乃是中国落后，特别是没有对中国落后的传统思想观念、精神文化进行全面、彻底地批判造成的。当这种“中体西用”的实践一再失败之后[5]，到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终于认识到了《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6]，认为再不能搞“中体西用”了，要拥护西方文化，就要彻底反传统，并认为这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7]。正因为如此，他们要“打倒孔家店”（吴虞），要求将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吴稚晖），甚至主张废除汉字（钱玄同）等等，以告别过去满是“人肉宴席”的“吃人”的中国史（鲁迅）。
现实强烈需要废除落后的传统旧文化，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也是坚决地“彻底反传统”了，自由主义还是最终式微或启蒙运动还是最终夭折了，这怎可罪之于传统文化本身呢？启良先生说得对：“现代化的道路，靠的是现代人的选择。自己选择的失误，以及由之而灾祸频生，完全是现代人的责任”[8]。
传统是客观存在的，且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力量强大是无疑的。否则，鲁迅也不会发出如此沉重的悲叹：“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东西，都变成漆黑”[9]，“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10]。所以，要想彻底“反”掉它，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之“一战”及巴黎和约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巨大，使之更加不容易反掉了。
“一战”暴露了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弊端；巴黎和约更是对“公理战胜强权”这一已经被当时新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的观念的辛辣讽刺。这“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形成和壮大”[11]。因为“一战”，当时老资格启蒙运动的领袖梁启超，通过他的《欧游心影录》，宣布西方科学万能论破产，由对西方文明的拥护转向对东方文化的礼赞,号召东方青年为了“人类全体的幸福”振作起来“去超拔”“大海对岸那边”“愁着物质文明破产”而“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的“好几万万人”。从而，形成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的文化保守派[12]。通过这一分析可知，是自由主义本身遇到了挑战，其价值被怀疑之后，“给了”无所不在的“传统”又有了“说话”的机会和由头，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由主义或启蒙运动难以为继。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自由主义本身也是有弱点的，要想“启蒙”下去，必须将传统文化与自由主义文化作彻底、本质的比较，让世人认识到后者的弱点还是少于前者，且是有本质差别的。或许是社会条件、思想认识的局限，当时大多知识分子并没有做足这一比较研究。
三
救亡压倒启蒙、沉重的传统文化，都不是自由主义或启蒙运动在中国短命的原因，其原因到底在哪呢？以下两个方面也许让人更信服些。
一是主观方面，二是客观方面。
主观方面。
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知识群体，总的说来，对西方自由主义，对西方社会制度研究得不够。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宣传十月革命“第一人”的李大钊，在1919年10月12日发表的《面包运动》一文中说：“什么爱国咧，什么共和咧，什么政治改良咧，什么社会改造咧，口头上的话你们只管去说，吾侪小民，只是吃饭要紧”[13]。对于根植于西方自由主义宪政上的这些口号，如此地不屑一顾，如此地轻蔑怀疑，对西方学说的了解与研究从中可见一斑。作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是如此。“考察一下他们那几年的著述，包括李大钊在内，可以看出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缺乏真正的了解。在这方面陈独秀比他的同僚们也许懂得多一些。但是当他1919年在原则上批判立宪制和政党政治时，他的结论表述得十分简单：‘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14]。陈独秀们放弃自由主义学说，另择马列主义，决定以苏俄为师，是不是他们对马列主义和苏俄了解得非常全面、研究得非常透彻呢？也未必，不然，作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也不会如是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浅薄得很”。由于革命实践的急需，却不得不让这些人来充当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就像“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一样[15]。作为思想领袖人物，否定一个学说，肯定另一个学说，需要对这两个学说有全面地了解，并作了本质上的比较研究之后，方能保证其取舍的正确。可惜的是当时的陈独秀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对西方社会制度了解的不深，对自由主义的学理参得不透，其立场难以坚定，遇到如“一战”、“巴黎和约”这样的大事，便易发生改变；恰恰这时的苏俄又以放弃沙俄在华的全部侵略权益为诱惑（后来苏俄基本上没有兑现其承诺），这更使陈独秀们轻易地放弃了曾经坚守多年的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和轻易地选择了“以俄为师”。这也难怪陈独秀们，他们太爱国了，他们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了，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们不可能将学术做得很透，他们的当务之急是“立而行”，鼓励人们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用“革命”的手段奔向“新”的“大同”的共产主义（陈独秀晚年再次“觉悟”，将自己1920年建党以后的意见“彻底推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二是胡适这样坚定自由主义者的主要精力错位。胡适是哲学洋博士。作为杜威的学生，他对西方的自由主义，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有较为彻底的研究与了解的。陈独秀说：“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16]。胡适自己虽说其志在“议政”，并且还主办了专门“议政”的周刊——《努力》，但他考据成癖，把主要心事放在了故纸堆里，以从传统文化中“捉妖”和“打鬼”，好将传统文化翻个过：“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让人们与传统决裂[17]。所以，胡适一生所成就的主要是国学大师的事业，而未能建构起当时中国最需要的系统化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的自由主义由此缺乏了雄厚的理论支撑。关于这一点，时人吴稚晖批评道：“别人可以整理国故，适之先生却不当整理国故”，因为胡已经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公认领袖，“照他那样整理国故来，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一个叫陈西滢（20年代中期曾与鲁迅论战过）的青年就埋怨说，是《胡适文存》引他走上了新路，可胡适自己又回头整理国故去了[18]。这也不能责怪胡适，他有他的“自由”。
三是像鲁迅这样深刻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精神旨趣别样。鲁迅“在本质上是个政治怀疑主义者，对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是不能真正服膺，对任何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都是不太感兴趣”，他一生所秉持的基本观念是：“只有最广大的中国人都觉醒了，只有大大小小的阿Q、闰土们都被切切实实地启蒙了，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终免于被欺侮、被凌辱的命运”[19]。“他的心思在别处，思考的主题是坟墓和通往坟墓的道路，是造物主同生命的关系，同时也是如何使自己的悲凉与无望不至于给青年带来灵魂的伤害”[20]。1907年鲁迅在《坟·文化偏至论》一文中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是时的鲁迅需要的是“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新宗” 查看(35) 评论(0)
重新评价毛泽东
2010-10-09
重新评价毛泽东
2010-10-09
一评：在哲学的迷雾中
一点办法也没有，揆诸历史事实，只好用这个不恭的题目。当然也可换一个题目，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及其后果》，仍然是一个意思。
大哲学家冯友兰，在其最后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说：“几十年间，毛泽东一直居于君和师的地位。”作为“师”，他欢喜谈哲学。在对“敌”斗争中，他侃侃而谈，旁征博引。有的干部如入五里雾中，当然也只有连声“诺、诺”。发动群众时，比喻生动，通俗易懂，喜笑之中，换了概念。群众不得而知也。他日理万机，不忘涉足哲学界，奖掖年轻的后辈，时和大哲学家议谈于庙堂之上……他不断关注哲学界的新动向，引领着思想的潮流。
他的哲学思想，和“君权”相结合。以之为思想武器，所向披靡！他的哲学思想空前普及，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渗入亿万人民的心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毛泽东时代，毛当然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精典中之精典。虽然其中不乏可商榷之处。但确实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如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这篇文章是1937年写的。副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讲得多么好啊！这不是早讲得清清楚楚了吗？为什么到40多年之后，胡福明等人写那篇谈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虽然还是讲的这个道理，大家却感到非常新鲜。还认为胆好大呀！全党为之震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时，加了“惟一”两个字。“惟一”和毛泽东所说的“只能是”不是一个意思吗？由于开展一次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思想解放”，是新时期到来的重要标志。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真理的回归。即在建国后的日子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上谕”。由于哲学思想在实践中进入了误区，船在迷雾中航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党重又回到正确思想路线上来。
从哲学高度上看，这中间是什么问题？我们不应该认真反思，汲取其中的教训吗？
“大海航行靠舵手”，不仅是林彪对领袖的颂词，也是生活实情的写照。舵手是用怎样的哲学思想，驾驭着中国这一航船的呢？这是我们应该重点了解的。
这个问题，看似很大，其实并不复杂。剥离玄而又玄的概念游戏，揭示哲学的实质，其实也很简单。为了通俗说明问题，还是让我们请当代中国的几位主要哲人，出来讲讲这个问题吧。
关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
先请李达。他是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首届党中央宣传部长（当时叫中央宣传局主任），毛泽东早年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杨献珍说他是“中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几十年，和毛共事，称兄道弟；他作武汉大学校长时，曾有一句话：“我们在政治上要绝对服从毛主席，我们在学术上可以和他争论。”李达天真了，超前了，没有想到毛已即“人君”之位。这酿成严重后果。何况他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命题上，求见毛。居然当面争论起来，毛认可这一提法，说是有积极性。李达说：“人的能量是无限的吗？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离不开条件的。”他又说：“现在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头脑发烧了。主席头脑发烧一点，这样中国就会遭难。”毛说：“你也有些发烧了。烧到华氏百把度了……”这就是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矛盾冲突。
同样毛在批判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时，也是用这个武器，他在《红旗》创刊号上写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以“人手”反对“人口”，强调“手”的劳动，忽视“口”的消耗。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计划生育”，在全国掀起批判和斗争马寅初的热潮，把马关押20年。
在大跃进启动时，《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主张既要鼓足干劲，又要讲究科学。事先审稿时，其他常委均已认可，最后主席不看了。刊出之后，主席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显然是社论不符合主席主观唯心论的观点。“伴君如伴虎”。后邓拓自杀身亡。陈云、周恩来因对“大跃进”有所谓“右倾”思想，用现在的话说，有一些科学的发展观吧，不得不在南宁会议上作检查。在毛泽东时代，他的哲学所依托的是权势，所用的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
最可悲，哲学分歧导致李达的惨死。文革初，对他批判斗争，具体内容仍然是这些“反毛主席的罪行”。武汉报载：声援批斗李达的有2000多单位，达30万人！最后送到医院，不准家属探视，断医停药。去世之后，被化名“李三”火化。
对此哲学的论争，历史老人根据“实践”的检验，最后是毛泽东胜利了呢，还是李达、邓拓、马寅初他们胜利了呢？
不论是谁胜利了，中国人民是遭了殃了。“大跃进”等运动的后果人所共知。在此不再赘述。
如果认为林彪只会阿谀奉承，说什么“四个伟大”、“顶峰”等而成为副统帅，那是不够的。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有最高、最精辟的概括。他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加起来，即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说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是“精神决定物质”，不是“物质决定精神”。对此，毛泽东立即有“最高指示”说：“四个第一好，是一个创造！”。
林彪是非颠倒了，毛热情赞扬。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
让我们再请杨献珍同志。他是中央党校校长。他在辩证法的根本问题上，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冲突。毛泽东强调，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认为“一分为二”才有矛盾的普遍性，这是事物发展的原始动力。所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基础。可以说是他政治理念的命根子。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完整、科学的表述吗？不是。杨献珍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补充说，古代还有“合二而一”的提法。有同志根据这一意见写了文章。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进行追查，掀起了批判斗争杨献珍的热潮。演绎出杨献珍有“十大罪状”。
其实，“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一分为二”是对事物的分析，“合二而一”是对事物的综合，“一分为二”抓住了事物发展的根本，有“合二而一”才完整表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概念。
“一分为二”的“分”，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阶级当然要划分。思想也要分，他认为“百家争鸣，说到底是两家，不是姓资，就是姓无。”“两类矛盾”也是“分”，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敌我矛盾。最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以至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
“分”是“斗”的基础，“斗”是“分”的延伸，毛泽东说“与人斗争，其乐无穷。”
“合二而一”的“合”，被认为是大逆不道。1964年2月，毛泽东批评中联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批评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三自一包”。他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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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9
二评：知识分子的一曲悲歌
翻开《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说在这个问题上，“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开宗明义，纲举目张。可以说毛的许多著作和一生实践多和这个首要问题有关。
毛和马恩的观点相反
建国后不久，1956年，敲锣打鼓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消灭了。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至此我国社会剩下来的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早有成见的毛泽东，这时认为知识分子“姓资”，认为他们是附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也要改造之。要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认为他们现在是惟一要和社会主义较量的力量。
这样，知识分子不仅是落后的阶层，而且先天就是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反动的阶层。这样，毛泽东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领错了路。直到他的终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岁月。
知识分子“姓资”吗？马克思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性质有明确的阐述，他说：“无产阶级由脑力无产阶级和体力无产阶级两部分所组成。”他认为不拥有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脑力劳动者是无产阶级。马克思那时很少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而是罗列知识分子的职业。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雇佣劳动者”即“雇工”，即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脑力劳动，换取工资的劳动者。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知识分子进行了分析。总之，他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种种不同的劳动，因而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开来，这一分离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
马克思反复说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一样是雇佣地位，都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因而在阶级性上和工人没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起码应看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吧。他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他在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观点和马克思完全相反。
毛泽东去世之后，一位革命领导同志在听到马克思的说法时，还颇为惊讶，说：“马克思这样讲吗？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呀?”
一个看来奇怪的现象是：毛本人是知识分子，他却压根儿不承认脑力劳动是劳动。他把体力劳动作为改造知识分子的手段。他在感情上厌恶、鄙视、仇视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翘尾巴”等等。怎么会是这样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一个革命者，转化为专制主义者之后，这是必然的现象，即鲁迅先生所说：“人一阔，脸就变。”知识分子可厌，就因为他们有知识；知识分子可恨，就在于头脑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讲什么“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任何专制者需要的是驯服，天天致力于塑造奴性。所以，在毛泽东时代，王洪文没有多少文化，理由是当过兵、种过田、做过工人即为理想的接班人，即成为副主席。不识字的文盲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而学富五车的知识精英，命运多是不幸的。
中国知识精英的命运
建国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抓得很紧，他视之为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即“兴无灭资”。
建国之初，撰文发动批《武训传》，对认可《武训传》的一一点名，电影界受到打击，被誉为十大表演艺术家之首的赵丹是《武训传》的主要演员，更为其后来长期坐牢作了铺垫。这一批判殃及教育家陶行知。江青出马进行所谓“社会调查”，武训被定为地主阶级。
毛泽东说：《红楼梦》的第四回是纲。书是写阶级斗争的。俞平伯以考据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受到批判。这位大红学家，虽年事已高，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最早觉悟到市场经济的孙冶方，还有顾准不断受到批判斗争，家破人亡。
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计划生育。毛泽东发表《介绍一个合作社》，不足千字的文章，三次强调“人多是好事”。全国掀起批判马寅初的热潮，定性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罢官去职，销声匿迹，在北京的胡同里被软禁20年。
毛泽东批发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周恩来吃了一惊，他刚对文艺界一些负责人说和胡风之间是文艺理论问题的探讨。胡风冤狱20年，出来时人已木呆。一批才华横溢、崭露头角的作家被摧残了，连一个曾给胡风写过一封信的中学生也没放过。
更不要说对胡适旷日持久的批判，毛把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根子在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实证等观点，与毛的愚民政策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毛是要进行思想灌输，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而胡的影响是可怕的威胁。故称他和蒋介石是“一文一武，难兄难弟”。
年复一年，这些事情发生在建国后，四大运动（反右的扩大化、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不适当的反右倾、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共中央历史决议语）接踵而至。
其特点是：一、持续不断打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二、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操作；三、不由分说，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没有申辩的余地；四、不仅用批判的武器，而且施以专政的铁拳。
迫害知识分子的策略
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从“反右”到“文革”，均和知识分子作斗争，形成一些前所未有的政策和策略。使中国知识分子陷于空前黑暗的历史时期。
其一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是一个创造。当然这就有了更大的随意性。过去“阶级”从来是按经济地位划分的。对私改造之后，生产资料公有了。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即形成这个“潜规则”。“反右”时定了六条标准，弹性太大，可随意解释，善意的批评，可说成恶意的反党。
其二，如此大批制造出冤案来，前所未有。在此之前，包括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般是“个案”，或加上株连者，还没有如“反右”有领导地制造55万蒙冤者（有的省说，我们一省也不止此数）（后有解密材料说，实是300多万）。现在只承认“反右”的错误在于“扩大化”了。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话题，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已平反，承认是错划，这很难说“反右”前提是正确的了。
其三，“引蛇出洞”的策略前所未有。这件事做得很认真。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又亲自出巡，动员鸣放。报刊也忽然宽松了起来，政治气氛似真的到了春天。如温文尔雅的翻译家傅雷说：“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真是到了化境，他这样讲，再不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不像话了。”不料未满一个月，风云突变，他无以承受，后来夫妻双双自杀。一般知识分子，相信一个“理”，而不理解权术，毛泽东后来把“引蛇出洞”自称“阳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词汇。对此，史家认为是“预谋”，因为对知识分子早已定性，早已视为较量的力量，而当时又出现“波匈事件”。需要对有些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划为“右派”，聚而歼之。
这儿一个事例最能说明问题，鲁迅先生最是毛泽东推崇的文化巨人，一再说和他是心灵相通的。鲁迅去世20年后，到了“反右”之时，罗稷南先生问毛：“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毛答：“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毛泽东深知鲁迅的思想和品格。掌权之前，高度赞扬，掌权之后，不能见容。这中间没有规律性吗，是因为鲁迅先生又提出了什么新的过分意见吗？他早已故去。
毛的这话分量太重，太放纵恣肆。其实，这合乎他自诩的“虎性”，他的这种无拘无束的圣主之风，随时会表露出来。例如给尼克松说，自己欢喜右派；给日本首相田中说，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我们很有好处。（《毛选》五卷492页）这都叫对方一愣。鲁迅活着会怎样，胡适、乔冠华、胡乔木、李慎之分别作出的答案是：被砍头、当右派，下场比高尔基惨。一向接近鲁迅的胡风、冯雪峰、丁玲、萧军……这些知识分子一个个都难逃恶运，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文字狱的新发展
古代文字狱也曾有过群臣奉旨批斗一个蒙冤者的事情，那还是个别的。至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颠倒是非助纣为虐，已是常见之事，规模大，时间久，前所未有。如杨献珍在课堂上说：“古代还有‘合二而一’的说法。”客观上这是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提法的补充，被视为反对毛主席。于是中央党校近二千学员，写了二千篇文章，对校长群起而攻之。这些学员都是中高级干部。果真都认为自己的校长错了吗？奉命攻击，伤害他人，尤其是对自己的老师。这是人格的扭曲，灵魂的摧残。批判者、被批判者同时受到伤害。
同样，批判马寅初主张计划生育的《新人口论》，全国传媒齐动员，雷霆万钧，势如狂潮。毛去世之后，计划生育不得不成了基本国策。而周恩来当时给马老说：“你长我十多岁，我一直视你为兄长，这次一定要听我一句话，你还是检讨一下吧。”马寅初说：“应检讨的不是我。”马遂惨遭迫害，保全了人格。敬爱的周总理：你果真认为马老的观点是错的吗？你为什么不能像魏征对唐太宗那样，向主席进谏呢？如果马老按照你的意见，真的作了检讨，中华民族就少了一个光照史册的“马寅初”了。
在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是被神化了的皇权的专政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悲苦，许多人为安全和生计，成为“驯服工具”，用自己的笔杆子进行“瞒和骗”，进行阿谀和逢迎，相互攻击，自我丑化。电影上说，大学教授经不起考试的，只会讲“马尾巴的功能”，真正会看病的是“赤脚医生”，因为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每一运动，相互的揭发、批斗、诬陷、丑化、落井下石，弄得七零八落，灵魂的博斗惨不忍睹。另有高洁之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走了屈原的路，人数之众，史册上所罕见。北京的中华世纪坛，每一台阶记录一年中的大事。1968年只有一句话：“人民艺术家老舍逝世”。他继屈原投入汨罗江之后，投入了太平湖。这作为迫害知识分子的典型事件，镌刻在神圣的“世纪坛”上，昭示后人，永志不忘。
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界定有一些不同的提法。
一是“驯服工具”。党这样要求，知识分子的确也以“工具”自律，转化为“宗教徒”。认为做到这一点是觉悟提高了的表现。这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需要，有的知识分子是自觉的，有的是不得不然，又渐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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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9
三评：从“毛刘之交”看时代的局限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窃以为反思毛泽东现象，以此为切入点是最为真切而实际的了。
试想：一个原始人站在荒原上，虽然站起来了，和四只脚的群兽有了区别，但仍然是“兽”。它只有建立了社会关系，才成其为“人”。所以，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在人际的关系中，才能看到作为一个人的素质和品格，才能看到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如何。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当然是很多的，所以马克思用“总和”一词。考察建国之后的“毛泽东现象”，看看毛刘之间的情况，是首选的话题。一个是党的主席，一个是国家主席。在生活的演进中，我们看看他们如何团结共事，如何产生矛盾，有哪些曲折离奇的故事。刘少奇何以酿成亘古罕见的悲剧。既是刘的悲剧，也是毛的悲剧。
总之，刘是毛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我们才能看到毛的身影。同样，毛也是刘的一面镜子，从中我们才能看到刘的形象。从镜子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政治理想和品格，甚至个性特点。这都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因为还是人治时代，而且是“终身制”。
刘在1969年11月12日去世；毛在1976年9月9日去世。他们身在其位时，需要对国人保密的事，现在渐渐浮出了水面。这使有些人“无比热爱”、“无限崇拜”之后，又难免有了新的评说。例如说：“延安时代就开始搞个人崇拜，少奇同志没有想到是自掘坟墓！”所谓“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张闻天同志先提出来的。而毛的地位是在实践中形成的。那是由于其天才和谋略，不仅是因少奇吹捧。就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王明，在给学员作报告时，最后也说：“我今天来，是送给你们五个字：学习毛泽东！”
毛去重庆谈判，把全面的领导工作交给了刘，而不是恩来和弼时。少奇同志运筹帷幄，指导全面工作，提出“向北挺进，向南防御”的正确方针，这决定了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毛从重庆回来后，休息一段时间，仍叫刘主持工作。这是毛刘之间的“蜜月”时期，和后来毛林之间，一个阿谀奉承，一个意在利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可怕的失误
建国后社会曲折发展，延安时埋下了伏笔，定下了基调，这是可怕的失误，严重的教训呀！那就是1943年6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一个《决定》中，多了一句话“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当时都认为应“集中”权力，以迅速处理日常工作。这不过是仅指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但在实践中，毛泽东把这一权力逐步扩大到代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及所有的政治生活层面了……
发人深思！为什么谁也没有意识到，如此否定了“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危害性呢？能用毛泽东当时英明正确来作解释吗？这和我们这个民族有足够的封建专制文化传统而缺乏民主意识，有没有关系呢？
这一决定，彻底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毛泽东时代，他个人的错误意见必须执行。大家的正确意见，他个人可以否定。在他去世前的那27年中，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和国家《宪法》之上。这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了大不幸！这也是国人对少奇同志的惨死，“哀其不幸”而又“怒其不争”的根据。虽然，这一决定的作出，刘有责任，又不能仅怪个人，而是整体水平和历史的局限性的反映。
在那个时代，毛和刘的真的面貌，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传媒或则奉命致力于“造神”，或则必要时透露一点消息。总之还是“梁山泊英雄排次”的封建等级观念。表扬过分，是帮了倒忙。功高盖主是大忌。突出伟大领袖个人，所谓“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认为是必要的。
今天群众说长论短，不会再碰到“专政”的铁拳，招致飞来的横祸，说明社会有了进步。
两个人的不同风采
史料称：毛刘的性格、气质完全不同，差异太大了。毛欢喜吃辣椒，戏称，越能吃，革命性越强。刘则一点不吃，沾了辣椒的锅子，炊事员要洗干净再给他做菜。中南海服务处的李维信说，在中南海里，刘是最俭朴的。孩子多，。“刘办”据实向上级申请，每月曾补助他家３０元，刘知道之后，坚决退回。他的党费总是缴得多些。毛相反，他是中南海里的超级富豪，仅说稿费，“文革”中一般书不能出版了，只有毛著铺天盖地。报刊图书的稿费一般不再发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只有毛的稿费一文不少，共达一亿三千万以上。税收也是“特例特办”，没人敢收。少奇同志出巡，有四条规定：不准迎送；不准请吃；不准收礼；不准前呼后拥。执行得认真。彭德怀一上庐山，在西北组的会上就说：“许多省给主席盖行宫，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对毛在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林彪提出了“小节无害论”。毛自称有“虎性和猴性”。刘温良而自律。毛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刘和掏粪工人时传祥热情握手，说：“我们只是分工的不同。”大跃进后果严重，毛提出“要搞调查研究”。这给刘一个深入调查的机会，否则会引起不快。因为“大跃进”是毛发动的。毛派警卫员们下去调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何需这一渠道？这是宫庭封闭状态下的心态。已经没有人敢向主席报忧，田家英不再受毛信任即始于此。警卫员带回发黑的“窝窝头”。毛感慨万端，说：“农民太苦了。”电影镜头跟上，浓墨重彩，歌颂伟大领袖。其实正常年景农民也是吃窝窝头的。大灾年景，有窝窝头吃是天大的福气。有得吃，何以千万人成为饿殍？刘下去住在一个猪舍旁边，分析人的粪便，发现口粮太少；分析水塘里的水，发现灾情并不重，而对大量饿死人，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席不快。刘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责任，毛更不快……事关威信和权柄。史家称，这为刘的灭顶之灾埋下了伏笔。
文革中，毛对刘说：我只要动一个指头，就可把你打倒！刘请求挂冠归田，解除毛的顾虑。请求不要因我个人而再株连许多同志了。毛说：“不要多想，好好读点书。”这时刘的孩子们天真地感到欣慰了。但王光美更为忧心忡忡。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左右为解除皇帝的顾虑，还可以解甲归田。王光美知道这个机会，刘没有了。旋即少奇惨死。王光美被关押12年。有材料称，没有杀她是毛的指示，他的恩典。
无休无止的检讨
领袖“个人的最后决定权”，即“个人专断”，建国之后，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惜由于毛的哲学思想进入误区，沿着错误的路，越走越远。
一开始，他否定了《共同纲领》，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宋庆龄说：“这不是食言了吗？”少奇有“天津讲话”，对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作用显著。因为是宣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抓住“剥削有功”一语，反复批评。党的历史《决议》中说“主观主义的大跃进”，对“大跃进”，周恩来和陈云早有不同看法，但不得不在南宁会上作检讨。已居于党的领导核心的“经济专家”陈云，脱离政坛去苏州听评弹了，靠边达15年之久！党的“八大”作出的正确决议，立即被个人所否定。庐山会议本拟纠正“左”的错误，散会之前，风云突变，个人决定“批右”反彭。更不要说发动“文革”，造成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
在这个过程中，日子最不好过的是刘。因为他最讲原则而思路正确，但又是最不得不放弃原则的。从建国到他去世的20年间，他起码在六个重大的关键问题上，“顾全大局”作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
如1954年，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对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作了检讨，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肯定了毛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
如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对“反冒进”作了检讨，即不得不承认“冒进”是对的。
如1961～1962年，检讨对“大跃进”的认识，不得不肯定“大跃进”这一错误。
如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形势的估计所谓“过分严重”进行了检讨。安慰因工作失误而威信下降的毛。
如1965年，关于对毛泽东不尊重的检讨。
如1966年，“文革”初期，为表现对毛忠诚，不得不作出“派工作组”的检讨。
这些检讨，内容虽不同，但有共同的性质：无一不是正确向错误低头。正确为什么要检讨？为了“顾全大局”。什么是大局？毛的面子、毛的威信是大局。实质是“不可一日无君”，是“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甚至认为维护毛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利益。是非曲直是次要的。这一点，到这时已是源于延安而形成的一种“潜意识”了。在庐山，一些元帅明知“批彭”不对，但是流着眼泪，也要劝彭作检讨。说：“顾全大局吧。”为什么没有想一想，“顾全”下来后果是什么？国家将有怎样的劫难？人民将蒙受怎样的牺牲？封建性、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决定“惟上”的思维定势。陈云曾强调“惟实”，他看到那已经形成的习惯势力和政治局面，知难而退，避开劫难，是少有的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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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9
四评：老年人的燃烧
——给运丰老的一封信
运丰老：
陈屏传来你老的信，读后十分感动。我们走过大体相同的人生道路：战时的烽火万里，战后道路曲折，晚年欣逢盛世。我们又是同行，所以你批阅拙文，不由写了这许多。说明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因为几十年间，虽未谋面，但感情的起伏，思想的演变是雷同的。
一次，李锐老给一个朋友的作品写序，情不自禁地说：“年轻的朋友知识结构是不同，思路开阔。我们都‘裹过脚’呀！”他是指思想长期受到禁锢。人的思想认识有时间的、空间的局限性，是普遍的现象。我理解李老所说的“裹脚”，是指思想垄断造成的思想束缚。
我的生母亡故于抗日战争时的流亡途中，他是一个“五四”后的新女性，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他参加“放脚”运动的宣传。可是我的外祖母是小脚，木已成舟，毫无办法了。后来，我的继母也裹过脚，幸有“五四”新风，及时放了，但也受到了一些伤害。所以她常埋怨“不知是谁想出裹脚的坏主意！”父亲说她是“解放脚”。李老把“裹脚”比喻为“思想束缚”的确很生动。“大脑”和“脚”都要解放。“脚”本应是“天足”。“脑”应葆有“自由之思想”。
（一）
我们的工作，任务应是“为真理而斗争”。《国际歌》中也是这样响亮提出的，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觉得这是最应该反思和忏悔的。我在报社工作近３０年。当时按照要求以“驯服工具”自律。回头看看，宣传的并非真理，路线错了。“文革”后在高校的课堂上只能“照本宣科”。讲的东西也没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许多跨世纪的老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争取做到“两头真”。胡绳80岁有自寿诗说：“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本来应“四十而不惑”反而“惑”了，一惑30年！现在认识到自己的“惑”，说明思想有了解放。说明年轻时追求真理，老了又追求真理了，是“两头真”。张劲夫最近发表一个文章，题目就是《我也是个“两头真”》！
那个时候——建国之后至毛去世的27年间，为了统一思想，做了比汉之董仲舒更多的工作。大学里《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都砍去了。认为姓“资”，或者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即可，不需要了。《法学》更没有用了。律师作为一个行业长期消失了，一个民族居然可以不研究这些科学。这造成许多民族的盲点。因此在宏观指导上，出现荒唐之事甚多。如道德建设提出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有五四三办公室）只讲“理想性”，不讲“现实性”，抽象的说教，又是逻辑混乱的文字游戏。
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很好。但“教研室”只“教”不“研”，一“研”就出问题。谁也不知道恩格斯和列宁的区别，更不知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回归。难得有一篇马克思谈中国问题的文章《中国记事》。其《选集》中不敢收入，因和毛的思想相反。
主要是学习列宁主义。现在人们都知列宁的重要著作《帝国主义论》已被历史所否定。他的国家学说，《国家与革命》，已被我们党的现行政策和社会现实生活宣告过时。过去我们把这些理论教条化了，神圣得不得了。我们自己既当宗教徒，又当传教士。谈不到“为真理而斗争”，谈不到“做学问”。从专制主义的角度看，“读书越多越反动”，一点不假呀！这是合乎逻辑的。
（二）
谈历史，当然要以事实为根据，不是先下一个结论。十多年前，即有《党魂三误》之说。三误一是喊“万岁”，孙中山说：你们喊我万岁，我怎么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呢！二是进驻中南海那帝王游乐之地，三是自称“光荣、伟大、正确”。认为这都是很被动的。
那个27年间，一开始即否定了《共同纲领》。宋庆龄说：“这不是自食其言了吗？”接着加快社会改造的步伐，一步步走上农业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归之路。农民最后成为“公社社员”之后的政治处境，经济地位，逊于建国之前那“对半分成”的租佃关系。苏联和南斯拉夫都不恭地称之为“农奴制”。我下放农村当过８年社员，体会很深。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果真又是可怕的，如果按费孝通的办法写出调查，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实在无法交代呀！
毛亲自发动、亲自操作，批判一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马寅初、梁漱溟、杨献珍、孙冶方、顾准、俞平伯、胡风……内容虽不同，都说是“兴无灭资”，继之以专政的铁拳。有的长期关押，有的家破人亡，现在应该思考的是：一次次声势浩大，震动全国的批判，哪一次是正确的？有没有一次是正确的？我请教社科院的一位长者，他只有长叹而已。
接着是四大运动，按中央《决议》中的表述：“反右的扩大化”，“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不适当的反右倾”，“十年文革的动乱”。总之，错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是党中央的结论。所以说一贯光荣、伟大、正确，是很不光彩的谎言。
（三）
在制订《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小平同志尽量维护了毛，正如你信中引述的：“成绩是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宜粗不宜细”等等。这和起草小组发生了矛盾。小平五次召见起草小组，他越说越气，（五次谈话发表在《红旗》上。）甚至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决议》宁可不作！”这是针对起草小组组长胡乔木的，胡写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章之后，称病住院去了。《决议》通过之后，他抛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16条。当时颇民主，作为文件下发到高校党委呢。很长，我用录音机录了一下，几天之后，通知收回。我只好把录音从磁带上抹去。遵守纪律，这是习惯。但留在大脑皮层上的记忆是抹不掉的了。
乔木认为毛是民粹主义，搞的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认为他是国际共运中“左”的代表，影响不仅限于中国；认为他迫害一些老干部，应在《决议》中指出来，作为教训吸取。如此等等。认为这是《决议》中应谈而没有谈的。
小平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考虑当时形势的需要；乔木是想使《决议》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追求科学性，实事求是。按照官本位社会所培养的思维定势，人们跟着上边走，认为小平的评说是英明的决策，一些曾受到过迫害的老同志，如黄克诚，也积极拥护小平的决策，顾全大局，起到榜样的作用。这是当时舆论的导向。
小平真是“与时俱进”的模范。1991年夏，他在北戴河又谈到评价毛的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十年八年之后，可重新评说，时间不够，就再拖一点时间。”七年后，小平去世，又三年，江说：“已有十年了，趁一些老同志健在，议一下这个问题……”到今天，我们还放不下这个历史包袱，在唯心下去。
人们注意到，夏征农主编的《辞海》，1999年版，《毛泽东》这一条目中删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修饰语。
（四）
小平的思想，是一个“过程”。上世纪80年代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一当然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可是到1992年南巡，又讲“不管姓资、姓社，只要三个有利”。事实上，我们在课堂上反复讲的社会主义的特征，早已被否定了。“公有制”在化公为私；“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按劳分配”变成了“按生产要素分配”。“资本”是生产要素。过去用资本剥削的“剩余价值”是合理合法的分配了。“资本家”称为“企业家”。企业家不是剥削者，可以入党，党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理论上、政策上翻天覆地！列宁的国家学说，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讲的那些基本原理，被提出质疑。人们开始注意恩格斯和马克思晚年的动向。世人仍对他们深怀敬意。毛泽东时代的那个27年，是短暂的历史插曲而已。只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如何界定其社会阶段的本质属性，是个伤脑筋的事情。
昨天收到上海一位年轻学者的信，他说：“老年人在燃烧，青年人在麻木。”老年人有自求思想解放而激起的思想火花。年轻人不是麻木，是历史的包袱少，没有“裹过脚”。社会的进步，信息时代到来。他们是“天足”，走自己的路。社会总是进步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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