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毛泽东

关于“讲信”

先谈“信”。“信”字从“人，言”。这个字造的好啊！人言应是信的。有信，才是人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所谓“信”，就是人说话算数。做的和说的应该一致。当然，不一定都可做到，但追求的方向应符合“诚信”的要求。

我们中国，从历史中一路走来，上下五千年，坎坎坷坷，风云变幻，太平的日子少，战乱的时间多，自残自虐，人口死亡过半的内战也有五六次呀！

但是，中华民族存在着，发展着，又有着超常的稳定性，这使马恩惊呼：“真是一个活的顽石！”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存在着了。

植根深厚的传统文化，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千百年间，所谓“内法外儒”，以孔孟之道而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融入历代知识阶层的血液中。孔子在《论语》中提倡：“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都是要求人要有基本的“信”的修养。《孟子》开篇即说：“孟子见梁惠王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所提倡的是“修睦”，所追求的是“和谐”。

孔孟之道，有历史的局限性，更有历代专制主义者的歪曲和利用，但他们是活在秦嬴专制大一统前的六世纪。那战国时代还有“百家争鸣”的环境，他提出了许多人生哲理，被誉为人类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其思想核心是“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普世认可的伦理原则。谈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对教育讲“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观念，都蕴含着人性、人道、人格、人权的思想元素，都是专制主义者所不乐与闻的。

果然，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帝国后，即有焚书、坑儒之事。

毛泽东自比秦嬴，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斥责孔子，说“孔子名高实粃糠”。肯定焚坑之事，认为不过是坑了460个儒，太少了。

对孔孟的思想，鄙视、蔑视甚至仇视之情溢于言表。不是科学的评价，而是全盘否定，如同倒洗澡水，把盆里的小孩也倒掉了。

什么讲信、修睦，什么人伦、法理都不在话下了。最后，他自称我就是“无法无天”。以豪气、虎气，傲视天下！

按理，对身居帝王之尊者，是不能进行道德和法律的评价的。有大学问家，如冯友兰，即在其书中，称几十年间毛居于“君”位，而一曲《东方红》万民歌颂，尊为“大救星”。又把人神化了，只是他自称“马克思”，这样我们可以对人的基本伦理要求：“诚信”，略试评说。

大人物，也只有举其犖犖大者。

建国后，政治协商会议制订了具有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毛泽东未经任何组织讨论，把它否定了，越过新民主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宋庆龄致函说：“这不是自食其言了吗？”这即是孔子所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新民主主义论》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内容镌刻于“雨花台”的石壁之上，呈于十万烈士的灵前，有深刻含意。

驾驶着中国这只航船，驶向何处去？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凌驾于组织之上，走上了斜路，这样毛的主观冒进和实事求是之间、民粹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发生矛盾。他启动大跃进，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有正确的意见，却要向错误低头——检讨。应该思考的，他们检讨，果真认为自己错了吗？他们认为，“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陈云提出“建设的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些观点是正确的，都要向错误的狂热低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百思不解，这种随心所欲、丧失理智、至高至尊的权力是谁给的呢？他临终前交出的《中国历史新论》一书，还在探讨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系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我们自己不应思考吗？

1957年号召帮助党整风，讲“疾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并亲自出巡，号召鸣放，谁能不相信是真的？忽然如川剧的“变脸”，阴谋以“阳谋”自解。300多万知识分子陷入灾难的深渊。以言定罪，是违宪之举。历史上一次性造成如此多“以言定罪”者，前所未有。

1959年，“反左”忽而变成“反右”。庐山会议前的郑州会议，全党看清了左祸的危害，进行政策调整，庐山会议进一步纠正错误，当然这是对全党全国人民的承诺。最后一天忽然批彭，转向反右。各省工作进一步左转，以致饿殍盈野，死者以千万计。这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最大灾祸之一。孔子言，“与人谋而不忠乎？”为了权柄，居然对后果不计了。

“民主”更是庄严的承诺，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有出名的“窑洞对”。毛泽东答复黄，说我们找到了避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好办法，那就是发扬民主。生活的戏剧性在建国后，恰是黄的儿子黄万里所提治黄方案有违上意，因而被打成右派。毛在生日那天批准了建三门峡大坝的方案。严重后果出现时，周总理难以收场，这时他想到李锐。李当年曾力谏，阻止了毛“高峡出平湖”的想法。这时李在押。周说：“叫他出来提提意见也是工作嘛。”但没有用，因为此案是钦定的。在庐山会议上，批彭时，毛也谈到：“你和黄万里一样，也有反骨！”李锐私下给毛说了一句：“这样批彭，是否过分？”遂被送进秦城监狱关了8年。在清华大学的右派中，黄万里最后一个摘帽，也因为帽子是钦定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三门峡大坝不仅是成了废品，而且造成渭水流域的淤积，水灾频发，后果严重。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惨遭不幸！！

鲁迅说：“人一阔，脸就变。”夺权之后，“民主”的承诺，忘了，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黄万里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民主”也难以谈到“科学”。

当年那鼓舞人心的“窑洞对”佳话，最后铸成了一个悲剧。成为我们民族历史上一个警世的讽刺剧！

在那一历史时期，宏观上看，中国成了一个道德虚无的国家，最基本的“诚信”也丢到爪哇国里去了。全国报纸齐动员，宣传高产几万斤，十几万斤，党中央机关报带头，以红字通栏大题报道亩产许多万斤。四川郫县报82万斤以上，是最高记录（正常年景，亩产1000斤已是丰收），荒唐如此。原因盖出于毛泽东轻信了一位科学家×××对太阳能利用的主观推论。高丰收、高征敛，粮食归了大仓。对大量饿死人，不作报道，若无其事。报纸慌报产量，后来不作更正，不对读者表示歉意。因为报纸是“工具”。“工具”没有人格基础，不敢主动更正，不敢表示歉意。

从道德意义上讲，更严重的是对讲真话的人进行打击：罢官免职、批判斗争、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然后送去农村劳动，丢了前程。但说假话的扶摇直上，升官发财，终居于主导地位。所以那是一个说真话倒霉、说假话占便宜的时代。

在宏观上，这对社会道德理念的形成是怎样的影响？对国民性的塑造是什么作用？后果延续至今……说谎话会脸红的已经不多了。这个问题，不知几代人才可以解决。

关于“修睦”

《大同篇》指出，理想的社会，作为一个人，是应该“修睦”的。“睦”是和睦、和谐的意思。今天，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人间正道，也是天理大道。

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继承先民的理想，也是接受前一历史时期的教训。

在毛的那个时代，以“斗争”为纲，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认为“与人斗争，其乐无穷”。说“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把“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对立”的一面。谁讲“合二而一”，讲“统一”的一面，谁就是“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成了代表人物。

“斗争”为纲的思想落实在生活中，渗透于各个领域，哲学、政治理论、经济学说、文学艺术都是阶级斗争的一翼，都要为政治服务。什么是“政治”呢？毛泽东的解释，政治就是阶级斗争！

恩格斯认为国际共运中的矛盾有三种：一是路线斗争；一是派别斗争；一是权力之争。夺了权的，最重要的是维护权力，“有权就有一切！”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预言，所谓阶级专政，将演变为党的专政，而党的专政，再演变为领袖个人的独裁。这有规律性，只能是如此。这就是说，最后不是为阶级的利益，更不要说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而是为个人的权柄而斗争。

具体操作，和“修睦”的要求当然是完全相反的了。

建国之后，知识分子被定性为姓“资”，是改造的对象，因为，他们的知识和脑力劳动的特点危及专制体制，是不安定的因素。历次运动中是重点打击的对象。所谓“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翘尾巴”、“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

北京中华世纪坛，一年一个台阶上，镌刻当年的大事，1968年只有一句话：人民艺术家老舍逝世。怎么死的？没有说。可能觉得是国家之恥。他跳了太平湖，和屈原的投了汨罗江一样，以全人格，以示抗议。其实，被斗死难者，罄竹难书。如邓拓、田家英、李平心、陈笑雨（马铁丁）、陈梦家、言慧珠、周信芳、阎红彦、叶以群、李立三、罗广斌、严凤英、容国团、杨朔、储安平、傅雷夫妇、刘允斌（少奇长子）、翦伯赞、舒绣文、上官云珠、方然、李广田、范长江、周小舟……不由写下了这一串名字，一时说不尽。

大批民族精英消失了，令人痛惜，但是留下来的情况是什么呢？不是更令人痛心吗？人性被扭曲了。毁谤、猜忌、迫害、牢狱、贬谪，身陷草莽、流徙江湖……浪费多少志向高远者，励精图治者，勇于开拓者，学富五车者……一个民族的劣根性强化了。拒绝自省，不知忏悔，致力于文过饰非，谋求于麻木遗忘。当各国汉学家研究中国的问题时，我们自己若无其事，禁谈往事，如同掩耳盗铃一般！

“科学的发展观”十分重要。

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会有科学的发展观吗？

其实，更为受害的还是农民。解放战争实质上是继“太平天国”之后的又一次农民运动，虽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但半封建社会的土壤，决定农民运动的遗传基因，则是不可免地传承着，这是生产力水平、社会基础决定的。

农民起义，最终这个“义”字无以落实！

“苟富贵，勿相忘”，秦末农民起义的头头陈涉这样说。可是胜利后，他立即变了脸。迫害手足兄弟。梁漱溟建议不要忘了农民。毛大为震怒。因为话说到要害处，是在《毛选》中骂得最凶的。延安农民一再要求主席回去看看，终于一次未去。周恩来去了，他当众哭了，是看到农民太苦。建国后的运动，使生产严重破坏，有新华社记者的调查称，30年后仍未恢复到1949年的生产水平。陕北不过是一隅。全国农民陷于“公社”的困境。苏联学者称为“农奴制”，南斯拉夫铁托称之为“奴隶制”。话说的很难听。总之，农民丧失了通过辛勤劳动改善生活的可能性。劳动成果被“三级所有”（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所有）任意平调。所剥夺的程度，超过了封建制一般对半分成的程度了。农民在整个社会中，是二等公民。千百万农民饿死。所做的工作就是禁止流动和封锁讯息。城乡两重天的格局，今天正在解决。

农民起义，为了夺权。权在谁的手中，这才是最高原则。所以杀戮功臣是一个规律。相互残杀，以成败论英雄。汉刘邦开国，先是论功封侯，不久便一一诛杀，让儿子们取而代之。唐李世民杀了哥哥和弟弟；一揽皇权的明朱元璋杀功臣，前后几万人遭殃。而宋朝赵匡胤则是举起酒杯，对众将说，“如果有人拥戴你，像你们拥戴我一样，你们会拒绝吗？”众将骇然。他说：“何不告老还乡，君臣相安？”众将立即请辞而去。这是所谓“杯酒释兵权”，这还文明一点。少奇同志在“文革”中，申请回乡务农，以免殃及广大干部，已不可得了。他在中南海被抄家、殴打，押送开封，不久身亡。

从七千人大会反映出的情况看，需要打倒的不仅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而是多数基层领导干部，那些所谓“走资派”。于是有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普遍抄家、游街、罚跪、搞飞机式等等，饱受皮肉之苦和人格之辱。这是当年湖南农民运动，被毛泽东称赞的“革命”行为。他说“文革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

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贺龙元帅的惨死，国人共知。小平被定性为“反革命的总后台”，毛去世前，邓一直在押。毛去世之后，仍在押。四人帮所控制的报纸上称之为“邓纳吉”，纳吉何人？匈牙利当局已作反革命镇压。小平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幸存实为幸事。

至此，是非不分，道义不存，形成封建法西斯的局面，俨然是二千五百年的一个回光返照。

“讲信，修睦”一点谈不到了。人心失去了虔诚和自律，社会如脱缰之马，疯狂、失控、奔突，刀枪的背后是诡诈和权谋，智慧和阴谋结为兄弟，道德沦为功利的奴婢，神圣的理念成为邪恶者的玩偶。

《神州》纪录片，有这样几句概括的语言：“一切都是这样清楚明白，秦始皇不愧是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巅峰，是人的力量和意志的巅峰；也是人的藐小和可怜的巅峰，是人的功名成就的巅峰；也是人的丑陋和罪恶的巅峰……”总之，个人的绝对权威，导致绝对的腐败。一次次给全民族带来浩劫和苦难。

周恩来临终前的一些日子，口授见诸邓颖超的日记中说：“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怎么造成今天的局面（1975年5月10日）？”“建国26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的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吗？我的一生留着书生气，（以）失望走向归宿……”（1975年10月3 日）

周恩来总理告别人世前喟然长叹！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曲“虞美人”不期然表达了总理的心情，他感叹，斗争何时了？讲信修睦的大道隐没了，民族将陷于何种境地！

建国之后，中华大地刀光剑影远去，虽然没有春秋风云，魏晋硝烟，但民族先人倡导和遵循的讲信修睦的道德衰微了，忠诚虔敬之意罕见了。谁能保证历史上翻来覆去、你死我活的周期性大动荡，不会重演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会冷静想一想，真诚接受历史的教训吗？

21世纪的曙光升起，我们党终于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致力“讲信修睦”的先民之道。

历史又似已翻到了新的一页。

 

附：文革时的黑匣子终于暴露

人类的良知，逐步拂去历史的迷雾，这是必然趋势。“文革”的黑匣子终于解密。辛子陵先生（前高等军事学院、军政大学、国防大学正师级研究员，大校军衔）的《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一文，公布了毛泽东对身后人事安排的历史资料。这是毛远新和张玉凤等所作的记录。

文章说：“1976年7月15日，毛泽东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了身后政治局常委人事安排的名单。当时，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了纪录。名单的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錫联、纪登奎、汪东兴、张玉凤。江青要求主席重说一遍。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毛是想最终拆散“四人帮”，叫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继位”。

毛最后如此作“家天下”的安排，是预谋已久的。辛的文章有详细叙述，展示出扑朔迷离的故事。

辛说：“毛的交班部署，露出封建主义的尾巴。这样，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话。他头上耀眼的光环，如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救星、伟大统帅等，骤然暗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