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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zzhkl

09年高考文综考前冲刺资料(更新至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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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4:11:31 |显示全部楼层
热点猜想: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
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三十一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座谈会上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六点意见:一、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二、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三、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四、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五、维护国家主权,协商对外事务;六、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以来,在两岸同胞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思考主题:
1.中外史涉及台湾的史实?
2.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客观依据?方针政策?
3.两岸三通?
4.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和第一次合作;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合作?

[ 本帖最后由 zzhkl 于 2009-6-6 05: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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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4:15:26 |显示全部楼层
闽台历史上的直接“三通


陈榕三


《经济史》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陈榕三,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原文出处】《现代台湾研究》(福州),2008.4.45~51

闽台历史上就一直存续着直接“三通”,即通航、通商、通邮。其背景尽管千差万别,但规律基本一样,直接“三通”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一、闽台历史上的直接通航


福建是大陆距台湾最近省份,地缘关系最密切。闽台仅隔不宽的海峡,最窄之处(台湾新竹与海潭岛之间)仅为130公里,厦门港—高雄港306公里,福州港—基隆港276公里,湄洲湾港—台中港196公里。福建台湾港口远则朝发夕至,近则朝发午至,一天可以往返。两门两马则距离更近,厦门—金门仅2.3公里,马尾—马祖46公里。福建直航台湾便捷的特殊位置,“直接三通”后将大大节约运输成本。福建货物直航台湾比经香港绕道航程缩短2/3。因此直航将提高福建外贸出口的竞争力,增加福建的出口渠道,有利于福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闽台一旦率先正式直航,福建与台湾位置优势更会突显出来。福州、厦门两港可转运华中地区的货物,福建在两岸经贸关系中将成为中转枢纽。届时福建将成为两岸经贸人员交往的最重要的通道和基地。

福建海岸线绵长曲折,北起福鼎沙埕的南关山,南至诏安宫口的两端,直线长度535公里,曲线长度3324公里,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度的18.3%,全省有自然港湾125个,其中沙埕、三都、罗源、福州、湄洲、泉州、厦门、东山等八大港湾,水域深阔,终年不冻,能纳万吨以上船舶。沿海地区较大的冲积平原——漳州、福州、兴化、泉州等是福建交通的要冲,舟楫往来、货物集散和旅客进出的基地。福建省的港口资源是一大优势。海岸线漫长,达3324公里,居全国第二位,有多处天然深水良港,并有良好的避风条件,能满足5万~10万吨,甚至30万吨级船舶进出的港湾。目前,已建成海港54个,码头泊位399个。其中货运泊位联部325个,客运泊位65个码头,最大靠泊能力为10万吨级原油码头,还有5万吨级的散粮码头,2万吨级的煤码头,以及集装箱、杂货码头和客运码头。


台湾是一个岛屿省份,岛屿众多,海岸线长。台湾本岛海岸线就有1566公里,包括了东部、北部、西部与南部等四个不同海岸。


台湾港口主要分布在西部海岸。如彰化鹿港、台南布袋港、南部安平的鹿耳门、高雄港等。


春秋时期以前,福建属百越之地,七闽部落活动在这一荒服之境。他们在与江海险滩波涛的搏斗中,锻炼和造就了“习于水斗,善于用舟”的特长。战国末期,越国败于楚,其后裔入闽。自无诸立闽越国,它与中原先进地区有了交往,社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许多先民逐步变成“以船为家”的早期船民。


三国时,福建不仅有了沿海航线,而且开辟了从大陆到台湾岛的航路。三国时的夷洲,即今台湾岛。孙吴一支万人船队,横渡台湾海峡,到达了夷洲。其出航地点虽未见记载,但船队的蒿工楫师,都是闽粤之人。


隋代,隋朝政府至少有3次对台湾的航海活动: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派遣虎贲郎将陈棱率兵万余人,由义安郡(今广东潮州市)启航,横渡台湾海峡与南海之间水域,先至澎湖,后到台湾,前后共费时月余。隋王朝接连3次浮海去台湾,均因福建南部尚未开发,而发自广东。但有记载,当隋之时,地方政府曾携回台湾人5000户,令其居于福建福庐山(今福州福清县),明代尚存其裔。

南宋乾道年间已定期派兵到澎湖巡防了,后因“更迭劳扰”、“劳费不资”,汪大猷才亲临其地,并且建造兵营二百间,留屯水军,进行长期的驻守。

元朝统治者不仅驻兵澎湖,而且还进一步招谕台湾。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海船副万户杨祥,请求带兵六千人去招降,朝廷从其请。到成宗元贞三年(公元1297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兴再次请求诏谕,元朝政府批准他的要求,同年9月,高兴派遣省都镇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率军赴瑁求国招谕,由于这次规模较小,仅生擒俘虏一百三十余人而返。


勇于开创的福建海商,在与明政府不断斗争中,探索、总结了不少远洋航路(当时称“针路”,因其以指南针辨别航向而得名)。有纪录在史的有52条。这些航路多从漳州月港起程,其中经澎湖至鸡笼(台湾基隆港)、淡水(台湾淡水港)是最繁忙的航路之一。


闽、台隔海相望,福建沿海处处可以登岸,为福建百姓东渡提供了有利的航海交通条件。康熙年间,海禁尚严,闽台往返船只,须经厦门出入盘查;厦门至澎湖,须官兵护送,大大限制了闽台交往。至雍正十年(1732年)始允许有“田产生业”者,向地方官申请,然后报批准,“填给路引”,携眷赴台。自此,大批携妻带子、举家搬迁成为移民台湾的特点。以往闽人赴台多是单身前往,不时返乡,属于临时性质。而今携妻带子在台湾定居,则作长期打算。嘉庆十六年(1811年),台湾汉民达241217户,人口逾200万。较之郑氏集团统治台湾时,150年间增长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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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60年代台湾诸港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外国轮船开始驶入,往来闽台各口岸间,促进了闽台两岸海上交通的发展。同治六年(1867年),先有英商德忌利士公司的“台湾”号轮船,行驶台湾、厦门之间,但因船小,不久撤走。同治十年(1871年),该公司则以“爹利士”、“科摩沙”、“海龙”和“海门”等4艘轮船,分别行使香港、汕头、厦门至台湾的安平和淡水两线。继则光绪七年(1881年),福建船政局“官轮商雇”的“永保”、“琛航”两艘轮船,亦循环往来于福州、厦门至台湾淡水、安平之间。及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有国营招商局两艘轮船,兼航厦门至台湾之间。此外,还有不定期外轮常川航行于福建、台湾各港口之间。如台湾南部的打狗(今高雄)港,1869年只有1艘轮船到港,1871年增加为10艘,到了1876年达到41艘。


据不全面的统计,从光绪元年至十九年(1875~1893年),仅厦门一港与台湾往来的旅客,合计为232631人次,按前后l9年(中缺一年)平均每年为12924人次。其中,从厦门到台湾者,平均每年为6397人次,从台湾来厦门者,平均每年为6527人次。


1895
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从此,台湾及澎湖列岛的航运与贸易,全被日本统治者所控制与垄断,但由于闽台之间长期以来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加以台湾居民中祖籍福建的约占80%以上,两岸人民之间的互相往来、互通有无的关系仍然继续存在而且不断发展。

据记载:1895年至1940年的43年间(缺1928、1929、1930年)仅厦门口岸出入台湾人数统计为:出共计32.4803万人次;入共计42.2916万人次,平均每年与台湾往来的旅客为17388人次。①


二、闽台历史上的直接通商


1980年7月,台湾考古学者在台湾台东县卑南乡发现许多两千年前的古石器、古陶片及古玉器,经过研究,确认其为大陆南方古越族所特有。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派遣虎贲郎将陈棱率兵万余人,先至澎湖,后到台湾,前后共费时月余。据称:“隋军至时,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②“可见隋朝舟师抵达台湾之前,大陆与台湾民间已存在一定的通商关系”③,才有初见船舰,以为商旅之状。这说明:


其一,进一步说明与隋军作战的这个族群,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经济上已懂得贸易交换,交换的对象主要来自大陆。


其二,这说明海峡两岸间存在着一定的民间贸易往来。三国至隋的三百余年间,大陆战乱仍频,在文献上关于大陆人与台湾来往的记载较少,但不能排除民间的小规模的来往,只不过这种来往是民间的,规模又小,因而罕见于史籍。


至唐代,福建居民与台湾居民的经济交往也进一步密切。唐中叶,有一名进士学者叫施肩吾,广闻博识,曾亲临台湾,目睹台湾现状,回大陆后作诗多首以记载台湾之行,其中一首为《岛夷行》,诗曰:“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群处无相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盐水。”在当时的台湾已出现所谓“鬼市”,即黑市,也就是走私贸易,说明当时闽台两地海上货物交流已很频繁。


近年,考古学家在澎湖发现了数处“宋墟”,其中自沙乡的一处完整房基长13米,宽5米,建材多出自福建,年代约在北宋与南宋之间。在这些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宋代的陶瓷残片及元宝、钱币等。
澎湖地处海路要津,元代方志说,当时到此的商船,“岁常数百艘”。


宋元时代人们依然按照隋代的称呼称台湾为琉球。虽然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与《宋史外国列传》的“流求条”是以《隋书》为基础加工而成,但对于方位却明确得多了:“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日澎湖,烟火相望。”《诸蕃志》还加上了新的内容,说“土人间以所产黄蜡、土金、牦尾、豹脯,往售于三屿。”
南宋时,宋朝军队正式驻守澎湖,并将其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这时,在传统南海航路以外,中国水手们又开辟了一条由福建直通吕宋、苏禄、婆罗洲(今加里曼丹)诸岛的新货运航路。澎湖位于这一航路中途,时有商船停泊,出现了“工商兴贩,以乐其利”④。


福建海商在国内沿海广泛进行航海贸易,台湾淡水、鸡笼二港又为福建海商两个活动据点。傅元初《请开洋禁疏》称:“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瓯脱之地。曰台湾省,与红毛番为市,红毛据之以为窟穴。自台湾两日夜可至漳泉内港,而吕宋佛郎机之夷,见我禁海,亦持货私至鸡笼、淡水之间地,与奸民阑出者市货其地,一日可至台湾”⑤。


郑芝龙在台湾所经营的海上贸易活动非常活跃,早在他从台湾攻回福建(1626年)之前,就已“置苏杭细软,两京大内宝玩,兴贩琉球、朝鲜、真腊(今柬埔寨)、占城(今属越南)、三佛齐(都城在印度尼西亚巨港)等地”。


由于海商们的频繁活动,当时福建与台湾的货运联系是密切的。据统计,从1636年11月至1638年12月共2年零2个月,由福建往台湾的贸易船有1014条,台湾回福建的贸易船672条。其中虽然有的是渔船,但当时的渔船也兼营贸易,所以都按贸易船统计。


公元1644年(崇祯l7年)“淡水已出产大量之琉磺,由于中国有战事,故多输往大陆,本年初有大小帆船30艘,为装运琉磺而开来淡水”⑥。


台南、风山及嘉义一带居民,有筑鱼媪养殖“虱鱼目”的习惯。而“虱鱼目”最好的饲料来自福州的茶籽饼(俗称“茶丘”,即茶籽榨油后所剩之渣粕)。古田、闽清、侯官、永泰各县盛产茶丘,且质佳,集中福州后输往台湾,每年约有四五千担。


当时,闽台往来商船,皆漳、泉富民所造,渡海运米,可博赢利,故急公乐运,其定例:梁头宽2丈以上者,配运180石;宽1.6丈以上者,配运130石。直至乾嘉之世,仍在继续,未尝间断。


在五口通商前,福建沿海木帆船商运仍有所发展,从厦门港出航,东向可对渡台湾。一年之中,船舶可往返数次。


自实行闽台指定口岸贸易政策后,闽台地缘优势得以发挥,闽台间的物资交流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


在清代前期闽台间物资交流中,台湾主要提供的是农副产品。《闽政领要》云:台湾“其种植者稻、粟而外,更有栽种糖蔗、番薯、芝麻、落花生、绿豆等项,以资民用。丰收之岁,所产米、粟除供台澎等处民食外,其余粟石运至内地,接济漳、泉民食。”“至台北一路出产米谷,泉、漳地方终岁民食,仰赖于彼口仔各船赴北赂贩运。”


成书于康熙年间,由陈文达编纂的《台湾县志》在对台湾海道的叙述中有如下记载:“台湾地极东南,上通江浙,下抵闽广,来往商艘,岁殆以数千计。”这里指的显然是康熙年间大陆与台湾的通商航运情况。


雍乾时期,台湾与福建一省的贸易的商船,亦有千艘。贸易商船有“糖船、横洋船,材坚而巨大者可载六七千石。”由于台湾同大陆的通商贸易经营获利丰厚,台湾海商往返大陆一次,“获利数千金”,使台湾海峡出现了“舳舻相望,络绎于途”的盛况。仅台湾府治一地,即有贸易商行二十余家,商船一千多只。


乾隆末年,台湾与大陆的贸易达到了新的阶段,仅粮食一项,台本产各地,福、漳、泉三府民食仰,商运常百万,江、浙、天津亦至。”⑦如此巨额的粮食贩运,即使全部使用运转量达三千石的横洋船,每年仅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运粮船只,亦当需有五百艘次左右,这其中还不包括无从计数的走私粮食的“编港船”。连横的《台湾通史》指出:“雍乾之间,商务大盛,帆樯相接。”


闽省供给台湾的商品十分丰富,几乎包括除了粮食以外的其它各种生活和生产必需用品。台湾“百货皆取资于内地。”


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台湾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煤炭产量,在基隆附近的八堵地方,设置机器开采煤炭,年可产煤约140万~150万石(合7.0万~7.5万吨)。遂在上海设立“台湾煤务公司”,自售煤炭,并于厦门、汕头、香港等地,托商代销。每年运至福州、厦门的煤炭,多者30万~40万担,少者10余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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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29年国民政府逐步收回关税主权,2月1日实施进口新税则,大幅度地提高了关税税率,日本人则纵容走私分子以台湾和福建沿海众多岛屿为基地,组织走私集团,走私高税物品,形成20世纪30年代福建沿海走私高潮。走私物资以进口白糖、煤油、毛料,出口以中药材和白银为主。卸货地点有连江的黄歧、马祖,福清的高山、海口,惠安的秀涂、崇武等上百处,其中福清的高山是最为著名的走私巢窟。在走私猖獗时期,来往于闽台之间的走私船每天达数十艘,从海上走私出口的银元平均每月四五百万元之多。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有外国船舶由厦门将鸦片转运至台湾销售。咸丰四年(1854年),葡萄牙的快速帆船,经常往来于厦门至台湾之间,将鸦片夹以少量货物混进台湾,而换回大米。


除了福州港、厦门港及宁德三都澳港与台湾有直接的通航贸易外,泉州地区的秀涂、獭窟、崇武、蚶江、深沪、安海、东石、洛阳,龙溪地区的石码,惠安的崇武等港,亦有与台湾的台北、基隆、新竹、台中、鹿港、新营、布袋嘴、台南、高雄等地进行海上交通贸易。

随着闽台海运与贸易的增进,位于九龙江出海口的龙海对台湾的航运与贸易业务也日益扩大,当时,龙海行驶台湾的三支大桅杆的木帆船、载重在50吨至70吨的共有110多艘,运载去台的货物有纸箔(花金)、杉木、红糖、红料(砖、瓦)、陶器(大缸)、瓷瓶等,运回的货物有白糖、糖水、樟脑、面粉、生油等。⑧


三、闽台历史上的直接通邮



福建古属东越地区,秦统一中国,置闽中郡,中央政权始达福建。唐设福建经略使,是福建命名的开始。历代政制虽有不同,而疆域没有多大更改。台湾古称夷洲,隋代改称流求(亦称琉球)。至明末崇祯年间,始称台湾,在公元1885年建省以前均隶属于福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历代王朝在传送公文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古代通讯机构的名称很多,通称“邮驿”。它除了为官府传送公文外,还要为来往官吏提供交通工具,招待食宿,运输公物等。福建通信,源远流长。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王馀善在浦城仙楼山巅及汉阳城设烽火台起,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福建地处东南海隅,山高路隘,开发较晚。据最早记载,唐代始有邮驿设置。(古代邮驿是传递公文政令和接待来往官司吏的交通机构,福建自秦汉设治以来,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使往返,自有常设机构来处理它,但缺乏完整的记录。)由于境内地势崎岖,林深苔滑,地广人稀,修路不易,初期驿运偏重于水路。五代王审知主闽时,福州有登镛门邮驿,兴化府有迎仙驿和太平驿,有的称它为待宾馆和枫亭馆。

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全国经济中心南移,福建成为后方重地,驿运设施渐趋完善。30里有驿,非通途大道叫馆,其下设有亭、铺。驿、馆有马递、步递和急递。驿、馆、铺配设的员役叫做“供申”、“节级”、“铺丁”。全省共有42驿,8馆,1亭,12铺。

元朝称邮驿为站赤(蒙古语译音)。站赤之间运输,陆上用马、牛、驴或车;水上用船。福建全省有30驿,10站,23铺,驿路与宋朝略同。


明朝,福建全省邮驿有41驿,653铺和11个递运所。其中水驿置20艘或10艘,偏路置7艘或5艘。


而据《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记载当时台湾情形:“夷洲地处深山大洋,聚落星散,没有君长制,但有十五社氏族居住该岛。多者有千人一社,少则五六百人一社。无徭赋。以女子多者为雄,听其号令。虽居海中,酷似畏海,不善操舟”。至清代台湾交通邮运才出现根本变化。


清朝邮驿归兵部管理。福建邮驿按“九府”(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和福宁府)、“二州”(龙岩州和永春州)设立驿站,共有59驿、9站、788铺。


据记载,台湾在清代设治后始有邮驿出现。共设置47铺。⑨


有关雇用夫役待遇,府铺兵稍高于县铺兵,如府铺兵年工食银为七两二钱(折268.6克),而县铺兵变只有六两(折223.8克)。工食银外,还有火把银年六钱四分至一两五钱三分(折23.9—57.1克)。说明当时急递文件也是日夜兼程的制度。


清光绪二年(1876年)在驿站之外复设文报局,利用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递送官府公文和外交文报。福建在福州、厦门和台湾府的台北、台南、基隆设文报局。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八月,法军攻占基隆,台北、基隆文报局无法与福州、厦门文报局联络,为沟通台湾与大陆文报往来,另在台湾的鹿港和泉州设立“道济公栈”以通台湾文报。


中国古代邮驿(含文报局),历代均为国家官办,只许传送官府文书,除了宋朝还准许高官显宦附寄家信外,一般都不准付寄私人信件。民间通信,富商巨室派家丁或雇“脚夫”递信传书;一般百姓靠托人携带传递。《台湾通史》也记载:台湾自有移民以来,闽台之间“民间私信必觅长足以寄”。


由于闽南民信局多系专营或兼营国外华侨银信业务,因闽南方言,称信为批,亦称侨批局或批局。主要由于出国华侨,思念家乡,为与祖国亲友互通信息或汇寄银钱,起初多托人捎带,久之,逐渐形成专业的侨批局。侨批局大大便利了闽台与海外的邮运。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占领福建省台湾府恒春半岛南端,清政府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祯为钦差巡台,率水师前往增援。沈到台湾巡视后,在“会筹台湾大概情形折”内奏称:“台湾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这才首次获得清廷批准,开始筹办电报。


1877
年5月8日,丁日昌制定出修建电报的具体方案:“台湾南北路途相隔遥远,文报艰难,设立电线,尤为相宜。臣现拟将省城前存陆路电线移至台湾,化无用为有用,一举两得。并拟即派学生六品军功苏汝灼、陈平国等专司其事,定于四月动工。先由旗后(今高雄)造至府城,再由府城(今台南)造至鸡笼。目前暂不雇用洋人,……”1877年5月26日,丁日昌制定的修建电报的方案奉旨施行。


丁日昌所依靠的技术力量是原为筹办福厦电报而设的电报堂培训的学生。至于器材,完全是把福州库房中保存下来的移到台湾。负责修建工程的具体负责人是武官沈国先。1877年8月18日动工,同年10月11日完工。由于经费不足,只修了从台湾府到旗后的一段,在台南、安平、旗后还设了三处报房。电报线全长95里。这条电报线的建成,引起各界的重视,英文《北华捷报》说:“打狗地方(即高雄)已建立了电报,并由中国人掌管。……这些都是在福建巡抚丁日昌在任时的措施,他确实打算大规模经营并开发台湾的资源”。英国人寿尔访问台湾后指出:丁日昌“用一条电报线把首邑台湾府和打狗港连接起来,并筹划用铁路联络两城”。可见,这条线路虽然不长,却是中国自己修建,由中国人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开创了中国邮电史的新篇章。⑩


1886
年11月台湾与福建分开,正式建为一个行省。台湾巡抚刘铭传在任期间,积极开办闽台邮运事业。于1886年,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和电报学堂。于1887年4月,基隆、沪尾至台北电线开工。9月,先敷设台北沪尾至福州川石的170里海底电线,实现了福建省与台湾省的电报联络。又安设了澎湖至安平的53里海线。12月,由台南接办陆路电报线,经彰化而北。1888年3月13日,陆路电报线接通。总计水陆设线1400余里,分设川石、沪尾、澎湖、安平水线房四所,专备飞捷轮船按月巡查维修海底电线。闽台海底线的自主铺设,加强了台湾与内地的联系,对台湾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台湾的通信在近代之前,用驿站制,每十里设一铺,派铺兵传递公文,昼夜行300里。民间至光绪初年才有信局,与厦门、汕头、香港通信。外国人的邮件从台北、台南、基隆通厦门、福州,转上海、香港等地,由领事馆办理。


1888
年3月12日(光绪十四年正月三十日)在台湾全省创办了官府、商民都可使用的近代国家邮政。这也是我国独立自办近代邮政的开端。


台湾邮政是在原来驿站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管理全省邮政。改省内各地驿站为邮站,将原来的驿站头目、站书、兵丁改为邮站工作人员。


台湾邮政总局在1888年5月前发行了两种邮票。一种专供官府文书贴用,记重量不计邮费,标有“台湾邮票”字样;另一种专供商民使用,标有“邮政商票”字样,记重量也计邮费。


发往大陆信件交由大陆相关口岸的海关邮政传递。为方便两岸邮运,台湾邮政总局还购置“飞捷”、“南通”二艘轮船,定期往来于厦门、福州及上海、广州等地。此前,1887年,福建巡抚岑毓英就争取到船政大臣支持,派发“琛航”、“永保”轮往来厦门——台湾之间。为通信快捷,之后又增派“伏波”、“万年清”号轮往来闽台之间。


1894
年,中日甲午之战,清政府战败,根据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台湾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台湾人民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在黑旗军首领刘永福领导下曾建立过地方政权,继续抵抗日本侵略者,于1895年还发行过“独虎图”邮票,在闽台等地使用。⑾


1900
年(光绪二十五年、日明治三十二年)十月间,日据台湾时代的大稻埕电信局收买经由台湾淡水——福州川石山间海底线与我川石山东部扩张电信公司电信局通报,同时公布:“该海底线限用于台湾之收发电报。”并自是年十一月六日起开始使用该线路通报。


台湾官办邮政,始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后,参照大陆旧制创办铺递以传递军书与县治公文。民国5年(1916年)9月,台湾的石田洋行以海顺丸航行于基隆(或淡水)与福州之间,运送来自台湾的邮件。据《台湾省通志·经济志·交通篇》记载:民国23年(1934年)4月至民国24年3月,福州发往台湾信件计2257件。同期台湾发往福州信件2269件。


日本占领台湾后,两地邮件先是由英国太古洋行运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4月,改由日本大阪商船会社运送。民国16年由基隆、福州线(每月4次)运送。

抗战胜利后,福州发往台湾省的邮件,则利用海军军舰和商船运递。由于舰船以及轮船航班不定期,福州发往台湾的邮件,有时由上海转运,或由福州—台北航线班机运邮。


注释:


①详见《闽台关系资料》表304页。资料来源:《厦门海关报告》附表(三)、(四)。

②汪大渊:《岛夷志略》澎湖条。

③高拱乾:《台湾府志》卷3。

④明人董应举:《崇相集·福海事》。

⑤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四《艺文》。

⑥明人何乔远:《闽书》卷六《方域》。

⑦《福建航运史》卷34。

⑧《福建航运史》卷45。

⑨《福建通志邮驿志》卷33。

⑩《中国邮传志》下册第367页。

⑾《中国邮传志》上册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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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4:16:33 |显示全部楼层
也要关注海峡西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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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4:47:22 |显示全部楼层
热点猜想: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1933年的大萧条
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贸易和投资经常的和大规模的流动,而这是以较大程度的相互开放市场和相对稳定的货币金融关系为条件的。萧条遍及世界,维护本民族生存的本能和短期行为压倒了对共同利益、自由贸易和国际协作的追求,各自求生以邻为壑成为各个国家的信条。没有一个大国挺身而出,担负起领导各国通力合作的责任。
19305月美国提高关税,将平均关税率由32%提高到40%。这招致其他国家的怨恨和报复。英国1932年在渥太华举行英联邦会议,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其他国家也纷纷提高关税。到1932年秋季,国际贸易减少了65%以上。19319月,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将英镑贬值33%。之后有23多个国家群起而效法之,另外还有17个国家金本位实际上也不再起作用。19334月,新总统罗斯福向世界发出了一封呼吁国际政治合作的信件,其言辞激动人心。但就在此后不久的国联发起的66国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期间在伦敦召开期间,他宣布放弃金本位,美元贬值41%。这导致这次本来有可能达成稳定货币、降低关税的成果的会议实际上以流产告终,国际经济体系丧失了最后一次被修复的机会。20年代各国花费很大力气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体制由此被摧毁。到1935年,世界上出现了五个货币集团,英镑区、美元区、金本位区、日元区和德国主导的外汇控制区。
                                                                                                                      摘自:牛可《187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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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5:01:25 |显示全部楼层
大萧条破坏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金融和商业网络。随着国际合作中止,政府转而求助于自己国内的资源,实施经济民族主义。通过设置关税障碍、制定进口限额和进口禁律等措施,政治家希望自给自足.......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税法》,把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提到了过高的水平,许多国家政府立即通过增加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加以抵制,结果国际贸易量大幅下降。1929—1932年,世界产量下降了38%,贸易减少了66%以上。
                                                                                         摘自本特利、齐格勒、斯特里兹《简明新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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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5:16:48 |显示全部楼层
导致经济危机空前严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爆发后,采取以邻为壑的转嫁危机的做法。......在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的形势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经济危机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需要各国协调政策、共同应对。利己主义的转嫁危机的做法只能使世界经济更加混乱。高筑贸易壁垒、货币贬值和对外倾销破坏了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分别建立美元区、英镑区、法郎区导致世界市场分裂。转嫁危机好像是一个飞去来器,只是加重了危机的严重程度,最终对本国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摘自杨宁一主编《历史学习的新视野、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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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5:28:25 |显示全部楼层
思考主题:今天全球合作共御危机的客观历史依据?保护主义的教训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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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5:31:49 |显示全部楼层
问:在一些历史教材中,常常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统治晚期的金圆券改革是一次极大的失败,由于金圆券的实行最终导致国民党的垮台,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答:当时金圆券的发行给工薪阶层、工商百业以及私营金融业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今天我们从金融史的角度来分析有关的资料,如把金圆券的天文发行数、中央银行向财政部的巨额垫付款数额,同实际留在上海中央银行的微不足道的准备金、库存金银外币、经收税收数做对比,那么作为民国政治史、金融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的金圆券政策,它的掠夺性、欺骗性就昭然若揭了。然而,金圆券的失败固然有方案文本上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基础业已崩塌:军事上,三大战役的惨败,兵败如山倒;经济上,国统区生产与流通失序。正常需求无法保证;政治上,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蒋介石陷入全民重重包围;外交上,连美国也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正从中国抽身。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政权无论拿出多少黄金外汇来支撑急剧贬值的法币,或者取代法币的是比金圆券更为合理的货币改革方案,都是行不通的。总之,金圆券崩溃现象的背后,是当时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乃至外交诸领域的全面失败使然。
  
问:您的意思是说,国民党统治已经走向衰败,任何一种改革都不可能挽救它的颓势,在这样一种定势之下,金圆券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而金圆券的失败导致了国民党统治的垮台的观点正好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答:是的。从有关史料看,早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已经承认经济局势困顿危难;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各次会议上,业已对政府能否控制通货膨胀失去信心。而1948819,即颁行金圆券的当日,财政部长王云五在谈话中惊呼通货膨胀渐达恶性最后期。当时中央银行是惟一的发行银行,法币政策的后期,中央银行不承担兑现()或兑()汇的义务,也关闭了金银外汇市场,这样,民众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承担起平抑物价、稳定币值的责任。所以国民政府是把自己的合法性、权威性与纸币的稳定度联在一起了。严格地说。1948年国民党以金圆券取代信用业已破灭的法币,称不上认真的币制改革。有关的方案一方面煞有介事地公布了金圆券与黄金、美钞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却规定持有和行使金银外汇均为非法。自相矛盾。违背经济规律,其失败是迟早的事。事实上,不仅在货币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当时已经找不出任何得民心、顺应历史潮流的政府重大举措。所以,金圆券本身只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一个没落政权的无奈之举。
                                                     ——摘自《执著治学 上下求索——吴景平教授访谈录》

[ 本帖最后由 zzhkl 于 2009-6-6 05: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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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5:39:45 |显示全部楼层
热点猜想: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
弘扬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5月2日,总书记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时,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号召广大青年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让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闪耀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彩。5月3日,总理在与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座谈时也强调,青年人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历经90年积淀、凝聚、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作为五四精神核心价值的爱国主义,更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深层历史动因。90年来,五四精神始终在神州大地奔腾激荡,感召一代代有志青年为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奋勇拼搏。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同国家和时代紧密相连的青春,更加喷薄澎湃。而今,中华民族正处于通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当今世界亦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当此之时,我们更需继承和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在时代潮流中燃起青春烈焰,将火热青春汇聚成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力量。

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要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青年人素有光荣的爱国传统,应当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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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5:43:03 |显示全部楼层
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是什么

——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而作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前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在我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五四运动的发生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这次运动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它的发展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时中国正徘徊在十字路口,面对民族危亡和社会危机,迫切需要提出救国方案,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对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方案经过反复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代表人民所作的郑重历史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中国后来的走向和命运。


五四运动有三大优良传统,即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最重要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


“民主”和“科学”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中由《新青年》杂志所倡导并举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两面大旗。陈独秀早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就开始把德、赛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高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发动攻击。陈独秀在该文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那时“人权”是民主的同义语。民主和科学并不是中国的特产,而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启蒙学者所提出的改造社会的药方,而只是选择了民主和科学这两大精神武器,这说明他们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因为这两个精神武器更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社会需要。他们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提倡科学,主要是针对愚昧、迷信和落后,强调“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也有包括科学技术的意思,并不是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关于科学的重要性,陈独秀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把科学和民主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舟车的两轮。他大声疾呼广大青年,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大无畏的勇气,去战胜当今的恶社会,而不要为恶社会所征服。这可以说是《新青年》纲领性的战斗檄文。在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影响下,当时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同封建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从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启蒙思想解放运动。把民主和科学并提,这是因为二者是不可分的。一方面,民主是科学的保证,有了民主制度,科学才能发展繁荣;另一方面,科学又能促进民主,科学的发展必然会推进和巩固民主制度。因而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还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起着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1917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宣传劳工神圣,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实行教授治校,提倡学术自由,倡导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引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些具有变革思想的文化知名人士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时期关于民主和科学的光荣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1940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名著中,提出新中国不但要有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政治、新文化。所谓新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所谓新文化,就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和科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发扬民主,不发展科学,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两句著名论断,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新时期对民主和科学的高度重视。当然,这时民主和科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变化,并被赋予新的涵义。“民主”既不是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新民主主义民主,而是更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民主。“科学”已不局限于“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而是发展繁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整个教育科学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民主和科学问题上尽管出现一些曲折,但总体上取得很大成绩和进展,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从如下四个方面向前推进。一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我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绝不搞多党制和轮流坐庄。二是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我们不断强化人民权利观念,切实保障了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一切权利。三是加强法制建设和建设法治国家。坚持用法制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特别是党中央适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标志着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四是搞好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在科学问题上,我们主要从下面两个方面向前推进。一是坚持发展要靠科学。科学包括两大类,即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科学的这两大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党和政府通过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大力弘扬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二是提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党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其他国家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全局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国的发展才能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开创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1919年巴黎召开的所谓“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的身份,提出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以及废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等各项要求。然而,会议在英、法、美、日等列强的操纵下,否决了中国的要求,并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竟违背民意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这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在示威游行中,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翌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和全国各地学生的支援。6月3日,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投入斗争。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相继进行政治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重大作用。随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联合斗争迅速扩展到全国。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总起来说,五四运动的性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爱国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在五四运动的始终。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像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一批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数量之多如满天星斗,哺育了像孔子、老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那样足以使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思想家、文学家,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光荣传统。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容和特点。五四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其锋芒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和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凝聚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反对国内极端民族分裂主义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爱国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并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不仅热爱浇灌自己生长的土地山河,热爱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群众,而且热爱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是新的更高类型的爱国主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追求,包括理论层面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理想层面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精神层面的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道德层面的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爱国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

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徘徊在十字路口,反映不同政治势力的各种新旧思潮异常活跃,斗争异常激烈。当时主要社会思潮有三种:


一是维护封建旧秩序的“孔学”思潮。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只是一个招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袁世凯到前清的遗老遗少,不遗余力地鼓吹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三纲五常”,甚至提出把“孔教”立为“国教”。袁世凯曾颁布“祭孔诰令”,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是立国的根本,并通令全国祀孔读经,一时社会上“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的组织纷纷出笼。他们企图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


二是变革社会的民主主义思潮。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潮,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良方。《新青年》最初也是主张民主主义,认为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并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孔圣人,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提倡“文学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其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进步意义。它坚持个人的独立思考,反对盲从权威,要求从“三纲”、“五常”的束缚下获得个人解放和自由发展。张东荪、梁启超、胡适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


三是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社会主义思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潮迅速在中国传播。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比比皆是,如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工读主义的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的社会主义等。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都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开始接受的几乎都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后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早在1913—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回国后,他在1918年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919年,他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先进分子代表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郑重的历史选择,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至今已经整整90个年头。在这90年当中,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界限,大体上是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30年。这期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30年。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长期探索的过程。既然是探索,就会既有成绩又有失误,而且二者往往是相互交织的。我们在探索中,既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又发生了全局性的重大失误。第三个30年是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是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30年。有了30年艰辛探索所换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通过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经历了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革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世人惊叹,中国证明社会主义行之有效,中国的成就改写了全球实力榜,中国的发展以“最快速度”改变世界。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没有30年的理想追求和30年的艰辛探索,就不可能有30年的成功实践。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起点是五四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的根本价值所在。

    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

五四运动既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思想解放的伟大文化运动,又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其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全国各地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只在五四运动后一年中就达到400多种,介绍和宣传马列经典著作和学说。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在上海由社会主义出版社出版。同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向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1920年冬,“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籍。我热心地搜寻那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体上也都是在此期间通过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走上革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其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中国的未来,于是开始筹建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从1920年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3月,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0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谭秋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也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由陈独秀、李大钊组织协调,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时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其三,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时期。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城市一些阶层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贼的全国规模的最广泛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并获得当时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大胜利。就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影响来说,超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和分水岭。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已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其性质已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时代,中国革命已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总起来说,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从此,中国近代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作者赵曜: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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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5:44:35 |显示全部楼层
五四运动的根本影响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总是伴随着一个个生动的人和一件件鲜活的事慢慢展开。其中,能够引领历史潮流的伟大人物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的出现往往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孕育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更启迪着未来时代的前进。90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的历史事件,它不仅实现了中国 近现代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转折,为民族复兴开创了崭新的历史起点,更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繁荣的一面镜鉴,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根本影响。


首先,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近代以来的一个长时间里,中国先进分子曾经虔诚而热烈地向西方学习,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给他们上了严峻的一课,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急速破灭。这个经历,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他们的目光开始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正如当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资本主义一样,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如果说,五四运动开始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那么,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中就有一批人经过对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逐步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尽管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为数不多,他们的影响也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但是,他们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全新的因素,是中国即将发生伟大变革的预兆和前奏。


其次,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考虑创建新的革命政党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国同盟会。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对学生斗争表示过同情和支持,一些国民党人也参加了斗争,但他们并不是这场运动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蔡和森在1926年回顾当时情况时说,五四运动时,整个说来,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去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再次,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五四运动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动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工人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这样,五四运动就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工人阶级的疾苦和他们的要求,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了他们的一边;一部分工人认识了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具有了阶级的觉悟。在此基础上,中国产生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和最大收获。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斗争就有获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了。(辛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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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6:35:14 |显示全部楼层
思考主题:五四精神的内涵?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方文化论战?五四运动与中共成立?中共与救亡主题?青年学生应如何弘扬五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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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7:05:20 |显示全部楼层
关注唐宋社会变革:
一、三省六部的演进
二、府兵制由盛而衰
三、大运河与水陆交通网
四、坊市制度与城市经济
五、文官政治的形成
六、租佃契约关系的定型
七、空前发展的海外贸易
八、科技发展的高峰
九、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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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7:10:17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全球史
问:我在网上看到,2004年6月您曾经在天津师范大学讲学,题目是《重构近代早期世界史——一个后现代史学的话题》。这里面有一些很值得关注的内容,比如提出了目前史学界对传统体系提出挑战,像质疑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三大事件。不知这是您介绍的学术动态还是您自己的观点呢?
答:欧洲启蒙运动以后,受进化论、目的论的影响,将西方发展模式理解为人类理性的必然结果,习惯于为近代以来西方的历史现象贴上现代进步的标签。我们姑且把这种学术倾向称之为现代主义学术。前些年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学术主要是针对现代主义学术进行批判,近代早期世界史中一些传统观点首当其冲,受到挑战。其中最为我国学者熟悉的例子,我以为是彭慕兰的《大分流》。该书认为,东西方力量对比的颠倒发生在18世纪中叶,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15—16世纪,而且造成分流的原因很复杂,包含许多偶然因素,因此认为15—16世纪西欧社会发展已经包含导致其统治世界500年的必然性的观点值得商榷。我没有对近代早期的全球经济做过研究,因此对彭慕兰的观点是否正确无权置喙。但我确实从后现代史学中受到了启发。我以为,在史料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受西方中心论或西方话语权的影响,根据目的论、进化论的思维定式给历史事件硬贴标签,这种学术方法确实欠妥。从这个角度再来重新审视近代早期的三大事件,即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我们在教学中通常把这三大事件赋予资本主义性质,并认为其发生原因和造成的后果都与资本主义有关,但现在重新审视,觉得这个结论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比如说,如果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或曰萌芽)刺激了地理大发现,那么为什么首先进行海外探险的是当时欧洲经济发展最为落后、毫无资本主义色彩的葡萄牙?又如文艺复兴,如果这场运动真是旗帜鲜明地主张人性解放,甚至提倡科学,那么怎么解释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罗马教廷的坚定支持者?再如宗教改革,如果说这场运动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伦理现代理性精神,那么又该如何理解新教徒在迫害巫士狂潮中表现出来的疯狂和愚昧?如果学生们问我们,既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具有相同的资产阶级进步性质,那么那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立场应该是一致的,可是为什么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反对宗教改革,而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又大都不具备人文主义精神呢?我对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史学知之甚少,但我确实觉得后现代刺激了我们的思维,打破了一些定式,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重新思考和解答。
问:据我了解,目前您对于全球史观的问题十分关注。20032004年,曾在美国访问了一些有关学者,并且特别研读了美国多种体现全球史观的教材,系统地了解了全球史观的学术理路,回国后又在首都师大建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不知您为什么对全球史观的问题如此关注?
答:1995年,应《中国历史学年鉴》的邀约,让我为吴于廑、齐世荣两位先生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教材写书评。为此我读了一些材料,第一次系统地阅读有关全球史观的资料。我觉得全球史观的时代感很强,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社会公众对新知识的渴望和专业学者对这种现实需求的回应,因此,无论它目前是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甚至无论它是否可能发展为一种独立的理论,我们都应该承认,它是有独特的价值、有生命力的。而且我发现,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吴于廑先生当时一再强调的一些观点,诸如世界史不等于国别史的相加要高度重视世界的整体性世界史就是世界从分散走向综合的历史世界史是世界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等等,都与全球史观非常接近。但当时国内大多数世界史研究者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充分理解吴先生的思想,也没有在撰写那套教材时体现这种思想。这是很遗憾的事。所以更多地介绍国外的全球史观点,借鉴这些观点丰富我国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思考,我觉得是有益的。
2003年春我参加了修订吴齐本教材的工作,负责修订近代史前半段,即15—17世纪这部分。2003年末至2004年初,我利用去美国学习的机会,集中时间为此进行准备。我与美国学者就世界通史教材编写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向一些曾在国内接受文科教育、然后出国留学、目前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史学同行征询意见,他们对这个问题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比较,我从中受益良多。在这些交流中,几乎每一次都会谈到全球史观,同时我也有机会更加系统地阅读一些全球史的代表作,使我对全球史有了更多的认识。
严格地说,全球史(Global History)并不能称为一种史观,而只能说是一种史学方法,或者说是一种阐述世界通史的方法。说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已经有些学者提出不能用全球史观替代唯物史观的问题,说明对全球史概念的理解还不太准确,甚至有些误解。正如力倡全球史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本特利所言,全球史(方法)有明显的不足,即忽略对社会发展史的纵向描述;如果把全球史方法看作是同历史唯物论一样的认识世界发展过程的理论体系,并仅仅用以解释世界历史,那一定会犯认识论的错误。
为什么说全球史是一种方法呢?全球史的基本出发点是,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跨国的联系、交流与互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跨国贸易不仅促进各参与国的经济发展,而且通过贸易往来传播了文化,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有时甚至导致新文化类型生成(比如现代美洲文化就是欧洲、非洲和印第安文化的综合体)。更重要的是,这种跨国联系还会导致植物、动物、微生物、疾病的传播,这对于各地区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些跨国现象在以往的史学中往往被忽略,因为当现代史学在欧洲诞生的时候,正值欧洲民族国家建设时期,于是人们便理所当然地把国家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而跨国家现象从一开始就不在史学家的视野之内,这些现象推动世界发展的作用也被忽略了。再有,由于地理、气候、交通、文化、种族等方面的原因,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个特定时期,可能某个区域、某海洋周围、某一大洲、某个半球乃至全球的发展表现出某种共性或可比性;分析这些共性和可比性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人类历史进程,也会赋予我们更多的解决人类问题的智慧;然而在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史学方法论之下,我们认识不到这些共性和可比性。受当代全球化现实的启发,史学家从学术发生学出发,意识到了以国为本的世界史认识误区,于是开始关注跨国现象。我想,这就是全球史的贡献,也正因为其贡献——至少到目前为止——仅止于此,所以全球史只能说是一种方法,一个认识的角度。
问:除了在理论上的研究之外,您还致力于把全球史观写进大学教材的工作。现在,您正在着手对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教材的1517世纪部分进行修订,实际上是对齐先生主编的这部新教材的相关部分重新撰写。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在这个重新撰写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全球史观的思路?
答:这个题目可以写篇文章来谈,而且我现在确实正在准备写这样一篇文章。这里先简单介绍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撰写过程中,利用全球史的方法,从高度宏观的角度审视世界的格局和发展大势。
我以为,15—19世纪的近代世界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是第一个阶段,1617世纪是第二个阶段,1819世纪是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世界明显分为三个区域:一是包括北非在内的亚欧大陆文明区,这里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二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这里虽然通过穆斯林的跨沙漠贸易与欧亚大陆有些接触,但总的来说比较封闭,所以发展水平较低,内部发展也不平衡,沿海地区有比较成熟的农业文明,有些手工业和商业城市也达到一定规模,但内陆还有不少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部落;三是大洋洲和美洲,这两块大陆被海洋隔绝,与外部其他文明没有往来,内部由于交通不便各地区之间也少有走动,所以社会发展最为落后,除个别地区外,一般都还没有跨进文明的门坎。在最发达的亚欧文明区,同样是发展不平衡的,若按文明程度高低,基本上是由东向西的排列顺序。但是处于发展前列的中华帝国和伊斯兰帝国,由于其庞大的封建农业系统异常稳固,因而创新驱力不足。而欧洲,特别是西欧,内部存在各种紧张关系,比如教权与俗权相争、封建贵族与王权相争,城市与农村相争,因而西欧社会比较具有张力。正是这种社会张力,形成了世界近代史第二阶段的特点,即欧洲向世界发起挑战。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各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欧洲的冲击。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美洲,在16—17世纪美洲已经彻底沦为欧洲的殖民地。其次是非洲,非洲的东西海岸成为欧洲商人的中转站,大量人口被掠往美洲充当奴隶劳动力,但内陆地区由于环境恶劣,尚未受到欧洲人侵扰。欧洲人虽然进入了印度洋,打破了穆斯林商人对这一区域的贸易垄断,但是他们未能实现控制印度洋贸易的目标。奥斯曼、萨菲和莫卧儿三大伊斯兰帝国依然强固,尽管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已露出衰落的苗头。受冲击最小的是中国等东亚国家,虽然有少数欧洲人在这里登陆并经商,但他们对东亚社会产生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617世纪欧洲的扩张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当时欧洲的生产能力还不足,拿不出足够的、让伊斯兰世界和东亚国家感兴趣的商品与之交换,而只能用在亚洲区域贸易中承担运输任务赚得的钱和从美洲掠得的贵金属来交换东方产品,因此资本积累不足,生产发展缺乏支撑力。欧洲的生产不足状况直到工业革命时期才发生巨大转变,此后在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武力的支持下欧洲工业品行销全球,欧洲从此在世界上占据绝对优势,所以18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整个世界被欧洲所征服。
另外,关于班图人迁徙对非洲的影响、欧洲移民传播的疾病给美洲和澳洲带来的人口损失、美洲作物传入其他大陆引起的社会经济变化、三大洋(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贸易的特点、带有超越国家性质的普遍问题如宗教传播、妇女地位等等,也都被列入了这部新教材修订版的内容。
问:您在齐先生主编的《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一书中撰写了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帝国的兴衰史,您能谈谈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的衰落对当代中国发展有什么警示作用吗?
答: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重商时代的帝国,这两个国家盛极一时是在开辟新航路之后,主要靠其强大而先进的航海能力和武力,靠居间贸易和掠夺殖民地获得财富。两国衰落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于本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制度不利于生产发展,统治者对扩大再生产毫无概念,自己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产品用于对外交换;而居间贸易是很不可靠的,一旦物价波动,贸易利润就会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导致国力削弱,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贸易垄断地位就会动摇,殖民掠夺也难以为继,国力又进一步削弱,如此恶性循环,造成帝国彻底衰落。当代中国的发展处于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经济模式中,从葡萄牙、西班牙帝国兴衰中可汲取的经验教训并不多。如果说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那就是必须警惕奢侈腐败之风。当年西葡两国其兴也勃焉,借着开辟新航路的东风青云直上,财富的突然大量流入与国家生产能力的落后停滞形成巨大反差,王室和贵族们完全没有投资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有了钱便用于享受,肆意挥霍,竞奢斗富,有的贵族为了炫耀,连吃的白菜也从比斯开湾进口。与此伴随的是对劳动的鄙视。在很多航海家和殖民者一夜暴富的刺激下,在奢侈浪费、浮华成风的社会氛围中,人们不再相信勤劳致富、节俭持家,认为这样是低贱而没有出息的,宁肯流浪乞讨或抢劫犯罪也不愿从事劳动。这也是造成西、葡两国缺乏发展后劲、迅速衰落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在物质上富裕起来之后,如何保持国民的精神活力,保持创造和发展的积极性,是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亟须注意的问题。

                                                                                    摘自:《一个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刘新成教授访谈录》

[ 本帖最后由 zzhkl 于 2009-6-6 07: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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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08:15:24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75# 的帖子

给斑竹提个建议:如果能把字体调大些,阅读时就会让眼睛更轻松些了
如果有一天我们变陌生了,那么就让我们重新认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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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11:15:16 |显示全部楼层
都6号了,怎么还暂停发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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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14:36:55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75# 的帖子

版主辛苦了!整理这么多资料给众学子,也很羡慕文科生啊——理科咋就寻不到类似的帖子呢
回楼上:论坛调整总是要花费时间的哈,多些耐心等待一下嘛!
如果有一天我们变陌生了,那么就让我们重新认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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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6 19:11:59 |显示全部楼层
可以回复吗?
撃っていいのは、撃たれる覚悟のある奴だけだ   
只有有着被射杀觉悟,才有开枪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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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12 16:09:13 |显示全部楼层
好多啊,你真行啊
英语 ?英语! 哦,原来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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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 11:19:57 |显示全部楼层
不错 谢谢了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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