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の禅理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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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9日
禅宗思想渊源
序言 方立天
禅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宗派。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而得名。它的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禅宗是儒道释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在思想史、文化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有着特殊的意义。禅宗所蕴含的对本性的关怀,以及由此出发而展开的处世方式、人生追求、直觉观照、审美情趣、超越精神,凸现着人类精神澄明高远的境界,从而保持了它对禅宗爱好者的持久魅力。
禅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其特殊的内涵与神韵,历来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这种研究,正日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禅宗研究以文献学、历史学的方法为主。20世纪30年代,敦煌佛教文献的发现,历史学理论与传统的文献考据结合,使禅宗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如胡适即是以文献学的、历史学的视角研究禅宗,他的《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自成一家之说,具有开创意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禅宗研究的方向。1949年以后,人们常用哲学的方法论述禅宗历史、思想,侧重于揭示禅宗的思想价值。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来,禅宗研究领域出现了相当活跃的景象,有关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撰写出一大批研究成果。
其一,采取以文化研究为中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类研究热心于讨论禅宗与文化的关系,作品有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顾伟康《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知识出版社,1990年,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
其二,采取文献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如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中华书局,1996年,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李申、方广钅昌《敦煌坛经合校简注》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等。
其三,采取思想史方法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如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吴立民、徐荪铭主编《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等。
其四,采取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这在对禅宗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上表现得相当突出,涌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如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赖永海《佛道诗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昌武《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年,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等。
通观这些著作,成果相当喜人。但我们为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发现在禅宗研究中,还留下了一些未曾涉足或涉足较浅的领域,等待着致力于禅宗研究的学者进一步调适视角、填补空白。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为禅宗研究百花园增添了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