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个与一个谈起
余杰在文章中写道：“恐怕清华大学是中国建校目的与实际效果最相符的学校了——它确实成文美利坚留学生的输送基地了。”
有一个民营企业家曾经感慨颇深的说，当初他们班出国了十二个，只有他一人回来了，“即使到今天，每一年的同学聚会上他们仍在讨论回国创业的可能性，而我已经结束创业时期了。”
几年以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出国热潮席卷了中华大地，无数炎黄儿女抛家舍业、义无反顾的投身帝国主义的怀抱，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情怀。一家知名的培训机构这样告诉他们的学员们：“那里有世界上最杰出的倒是教授，那里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设备，那里有世界上最优美的环境，最整洁的街道，那里曾是无数伟人生活过的地方，那就是帝国主义的心脏。”纵然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出台了海外归国人员的各种优待政策，纵然归国人员比例也逐年增加，但每每想到每年有无数中华英才流失海外，相信忧国忧民者无不痛心疾首。
与即将出国的同学谈起回国的话题，大都一脸诧异，“回国？先混混吧，实在不行就回去。”于是“海龟”退化成“海带”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只能算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以上现象从直接原因上说，原因有二，其一、高校强化意识形态教育，轻视思想道德教育。而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又几乎到了徒有形式的地步，高校不断加强这种形式教育，不仅使学生也使部分老师产生了逆反心理，甚至出现“老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考前划重点，开卷皆大欢。”的现象。思想道德教育课在一些理工类学校甚至完全省略，道德教育因为没有严格的考核体系，甚至达到了“漠视”的地步。其二、高校重视专业基础技能培养，轻视人文素养的熏陶。“文学即使人学。”一些理工类院校不开设人文类基础课程，忽视学生人文素质建设。大学的主要目的是要是培养出人格健全的人，这一观点早已得到公认，可是每天只进行专业基础课学习的学生，人格都能健全吗？
这两点都是直接原因，高校不是孤立的存在的，社会文化对校园文化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一些地方、一些行业过分追求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使得利己主义思潮逐渐盛行，在经济系统、文化领域尤为突出，这些思想对于人生观、世界观还并不完善的大学生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这些思想主要表现在：
一、GDP的权威化与短期利益行为。
有经济学家指出，我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过分追求GDP的增长速度，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殊不知，GDP只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和任何一个参数一样，它并不能全面地、立体式地展示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而且在法制尚不健全的我国，GDP数字中又有多少是地方政府的主观判断，没有人能说得清。中国目前“经济就是GDP，GDP增长快经济就健康”的观念依然在流传。以至于我国出现去年的“能源危机”，《财经》杂志更是以“能源瓶颈”为标题，直指我国经济发展的弊端。据《财经时报》我国去年消耗了世界总产量50%的水泥、30%的电力和近四分之一的铁矿石却只创造了世界4%的GDP！高消耗支撑下的高增长又能维持多久？
而一些地方，GDP的权威化更是引出了“数字与政绩”的复杂关系，使得某些官员盲目追求眼前利益，违背生态环境甚至地方百姓的利益，假冒明牌的工厂明目张胆，山西小煤矿屡禁不止，当我们对那些场主给予处罚的同时，是否应该反思地方政府的审核与监管，是否应该反思我们的评估体系。
对于地方利益的过分追求，可以归结为我国经济主体上缺乏有效的全方位的评估体系，过分崇拜GDP，使得整个经理建设中充满了功利的味道，而这所引发的信用危机甚至道德危机才是更为可怕的。
二、“金钱暴力”与大众的消费文化
这里所谈的“金钱暴力”并非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暴力”或者“暴利”，而是说金钱的占有者通过市场化的运做方式对大众文化的强力干预。这种干预往往使他们获得更为巨大的利益。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文人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种变化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而到来的，大众的文化市场逐渐被一些文化人（而不是文人）所控制，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文人作为社会中的思考者，他的精神价值大于经济价值，而文化人则恰恰相反。文人“思考者”的本质决定着在市场的时代，他们将逐步被大众忘记。这对于那些幻想着文人干涉文化、政治甚至经济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而报有这种想法的人却并不在少数。八十年代初期，有调查显示青少年的偶像25%是政治活动家，其中24%是高中生，27%是大学生，23%的青年人的偶像是发明家和文学艺术家；而在91年的调查中44%的青年人选择了体育或者文艺明星。而这些文艺明星大都为一些文化人所控制。以上现象直接体现了市场化时代大众文化被金钱控制，或者说存在着“金钱暴力”。
在“金钱暴力”的控制下，大众文化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一、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商品时代的时常驱动力。二、文化主体民众处在了一个相对的弱势上，文化人对于文化市场的控制力和他们的经济本性使得文化市场始终处于浮躁当中。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文化层次，追逐短期的浅显的思维状态。由于篇幅所限，并不展开。
在经济系统、文化领域由于市场化而产生的大量的短期利益行为对高校的冲击也是巨大的，这些冲击并不只体现在扩招之后的高学费或者老师下海、教育产业化之类的问题上，更多的表现在当代大学生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态上。
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几乎所有的关于思想道德与文化素质的教学材料，无论是在结构安排上还是在讲解的内容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些教材大都流于说教，与当代大学生的生存现状相距甚远，这也是这些课程不能真正给予学生关注的原因之一。
简单的概括这种状态大概可以归结为压抑、迷茫和盲目自信。
压抑是指在生活中不能得到自己所期望认可度，自尊心与自信心长期得不到满足所导致内心的长期痛苦。迷茫是指对生活或人生目的抱有的不可知态度。这两点在当代大学生中应该说是普遍存在的，这和高中与大学的教育脱节、学生心理调试能力欠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压力的增大，就业、考研、出国任何一条出路都是痛苦的，而目前的高校教育中课堂知识与现实工作的脱节更加重了这种迷茫，企业单位对学生的要求又极具功利性。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所学内容意义的迷惘，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恐惧，使得及时行乐的思想大行其道。网络成了逃避的最有效的途径。
而盲目自信与以上两点是看似矛盾的，但缺乏人生体验的高校学生往往给自己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目标，或者对于自己的社会定位难以准确把握。一位自主创业四五年的大学毕业生曾和笔者交流，认为不少学校尤其是名牌高校的学生，很难对自己有正确的把握，幼稚得可笑。不少从没有商业活动经验的同学甚至想寻找一个市场或项目，然后拉到风险投资，一夜之间就开始运作商业实体。
就是这种自负与压抑的矛盾中，他们生活着。
与八十年代的学生相比，现在的大学生正在经历着理想与信仰的危机。市场化的社会不断的暗示“金钱就是信仰”的观念。八十年代，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上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与渴望，当时的歌曲《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唱到：“在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时的祖国，该多么美/鸟儿叫，风儿吹，阳光多明媚/……”这种诗意的理想化的歌曲已经被虚无、颓废的音乐作品所替代。八十年代的张洁的《爱，不能被忘记》，舒婷的《致橡树》也已经被池莉的《不谈爱情》、《拯救乳房》所代替，空虚、委靡的社会生存状态严重影响着高校学生。
与文化上的逐步侵蚀相比，社会上的拜金热潮与极度的消费主义思潮对高校学生的影响则是致命的。谈起自己的人生目标，大多数人回用金钱来衡量这一切，殊不知，金钱只能衡量一个人的生存技能而不能衡量生命价值。这种对于金钱的崇拜，我们暂且称之为利己主义。崇拜金钱也是理想危机的一种表现，当没有人谈论社会效益、公共利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精神内核的缺失呢。
“在市场化已经逐步深入而且已经不可逆转的时候，金钱就成为无处不在、无往不胜的尺度。”我们不得不遗憾的承认，这一句评价在当代高校一样通用。高校建设的实用性、直接性是他越来越象培训班，而逐步丧失了他最为学者与青年学生的灵魂归属、精神家园的价值。
当我们再次坐下来冷静的思考高校教育，思考当代的大学生的时候，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沉痛，因为我们不能预见也不可能预见市场化的中国社会还将给大学带来什么，还将给我们的大学生带来什么，但无疑这种影响将是巨大的。我从不认为现在的学生的状态多么多么另人担忧。无论是拜金主义热潮还是高校原本价值的遗失都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