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课小札之三十八
千万教师一个梦
记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余文森教授
湖北十堰竹溪中峰镇中心学校 442312 马佾
余文森教授，1963年7月出生，入选教育部2004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组成员，国家课程改革“教学专业支持”项目组负责人。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全国优秀教师，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从1986年开始连续十八年深入中小学第一线，主持开展了三项中小学教改试验，成效显著，影响广泛，曾获教育部全国师范院校基础教育教改实验优秀成果二等奖。从2000年起，直接参与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方案和课程标准的研制，是教育部课程改革“教学专业支持工作项目组”召集人，在《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等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30多篇论文，出版了多部著作，曾获国家和省级多项社会科学成果奖。目前主要研究课题主要有《新课程与学习方式转变实验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分课题》、《“以校为本”教研制度研究与实验——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大课题》等国家级和省级研究重大课题10余项。联系方式：E-mail:666888938@sohu.com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余文森教授收到阿香老师的来信，她提出了一个关于“课堂文化有没有学科性”的问题。
课堂文化有没有学科性？文化肯定是普适性，那么从课堂衍生出的“课堂文化”有否学科性呢？这是我在给语文教师传达您的课堂文化后突然冒出的想法。我把博克上的一段文字粘贴过来，有空一定请回复。
这是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的来信，也是这位乡村学校教师，在自己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它无疑，是我们专家教授们，研究目前中国农村教育教学现象的一大资源。余文森教授是如何看待这一行为的呢？
乡村教师，占全国教师一千三百万的四分之一强。要想振兴中国的教育，这是最主要的一股力量了。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也不是因为中国大多数学生在农村，而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稳定与否，是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农民的思考，是中国能否稳定与发展，振兴与强大的关键之所在。
而肩负引导农村思维方式，点化农民思想形成，生成新一代农民的，构建和谐社会，从而实现中国在世界的腾飞，正是农村学校的教师耶。
余文森教授回信了：
阿香,你对课堂文化的思考已经进入学科层面的了。课堂文化中的教学文化和精神文化一定要反映和体现学科的性质和特点,正像你所说的语文课堂就要培植一种“阅读文化”，数学课堂就要经营一种“思维文化”，这样才能彰显学科的独特价值和特有魅力。你的问题引发了我更深入的思考，要结合具体的学科进一步研究教学文化和精神文化，从而把课堂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
谢谢你的问题，希望能分享到你的研究心得。
这就是余文森教授，一位身居高等学府，对一位乡村教师思考的回答。也是学院思考与民间思考的对话，更是目前新课程改革将会不会成功的一大原因之所在了。
只有把学院思考与乡村实情结合起来，只有让教授学问与农村实际相融合，只有使得学者视野与民间观点产生碰撞，对击，磨擦，融合，分化，再碰撞，对击，融合，分化，才能够实现，新课程改革的真正成功的。
在这一个过程中，如果，缺乏其中一个环节，那新课程改革，不过是一个笑话，一个学府中人自己制造，自己娱乐，自己当看客当演员当导演当裁判当事后回忆的一声春梦罢了。
如果说，上述是余文森教授之所以成为余文梦教授的三大法诀之一的话，那就是“新课改的希望在乡村”，余文森教授，仅仅如此而已，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与别的学府中人，只是有一点点不同而已。他的第二大法诀，则是“新课改的重点在教师”，以下一一细述之。
如果学校还是以前的学校，管理还是以前的管理，学校的运行机制依旧，那么，新课程在学校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余教授认为，新课程的实施是一个开放的、生成的、复杂的过程，学校遇到具体、真实的问题，不可能有一种外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来解决，学校要有自己研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不仅是教学中心与执行机构，还是研究中心与开发机构。如果学校自己碰到的问题不能解决，新课程就无法持续发展。
课程改革与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实际上一种互相依托、互相促进的互动关系，课程改革既依托于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又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提供舞台，甚至可以说，课程改革是一所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最好的“师范大学”。
对教师来说，最根本的就是要形成一种用研究的眼光、研究的态度、研究的方式来从事教学活动的工作状态，建立一种教育、教学、研究、学习一体化的工作、生活方式。你在备课、上课、改作业的同时进行的，这种研究是形成性的、可持续性的、生活性的、没有终点的。教师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会面对很多真实的问题，分析、研究、解决教学问题的过程便是教师的专业成长过程。
通过制度的建设，促进教师与自己对话（个人反思）、与同伴对话（同伴互助）、与专家对话（专业引领），从而实现教师从惧怕对话——应付对话——享受对话的发展变化。透过自由开放的对话与辩证的机制，课程发展就从工具理性转化为开放理性，让教师从一位教学指引的使用者，转化为课程的建构者，以及教育专业的实践者。
对于农村教师最为关心的问题，什么样的课才是一节好课？
一节好的公开课，一是应该能够体现新课程理念，对新课程的推进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二是应该让学生有实实在在的认知收获和或多或少的生命感悟，应是一堂有效的课；三是应该是真实的，能客观反映师生的真实水平和教学的实际情况，让人有真实感、亲近感、亲切感，可看、可学、可用；四是应该具有研究的价值，公开课不仅要成为教师自我反思的对象，同时也要成为教师同行或专家共同讨论的领域，从而对促进教学改革和教师专业成长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在这里，就要涉及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问题了。那么，什么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问题呢？
他认为：从专业角度说，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获得发展。首先，发展就其内涵而言，指的是知识、技能，过程、方法与情感、态度、价值观三者（三维目标）的协调发展。“通俗地说，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业上有收获，有提高，有进步。具体表现在：学生在认知上，从不懂到懂，从少知到多知，从不会到会；在情感上，从不喜欢到喜欢，从不热爱到热爱，从不感兴趣到感兴趣。”而对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有哪些标准？是否有公认的标准”问题，余教授认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特征（或表现）可以列举很多，但最核心的一点是看学生是否愿意学、主动学以及怎么学、会不会学”。
有了民间思考的存在，有了教师队伍的建设，是不是新课改就万事大吉了呢？
不，还有课程标准这一大关，这才是“新课改的关键在课标”。
余文森教授们，组织编写每写一条课程内容标准，不仅要考虑它的学科依据，还得明确它的目的指向——我们的公民是否需要这样的素质呢？同时还要关注儿童的接受可能、兴趣爱好、生活基础以及社会的发展趋势。
有了学生接受的课程课标，有了学生爱好的教师，有了喜欢钻研的教师群体，新课改的成功也不一定是指日可待的咧。
那么，为什么余文森教授会成功呢？我们知道，每一位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一位女人默默地站着的。
站在余文森教授背后的是谁？
那就是他的母亲，余文森教授的母亲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呢？
在余教授的记忆中，母亲做些小买卖，因为村里很多人也干这一行当，难免就有比较和竞争，还会引发一些不快，母亲对此很坦然，她说生意是大家一起做的，只有棺材才是一个人躺着的。她不经意说的这句话竟让余教授刻骨铭心，成为他此后处理同学同事同行关系的人生准则。奉行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共赢理念，也一直教育孩子关爱同学帮助同学，心中装有他人，“生意大家一起做”，事业大家一起干。
他的母亲一直辛劳，余教授现在几乎也成为一个工作狂。当然，余教授也不讳言，他的母亲毕竟只是一位农民，也有其狭隘和封建的一面，这是她的局限性。余教授说，严格说来，他只孝不顺，母亲没道理的话是不听的。
乡村教师的科研梦，得学府中人来指导；余文森们的梦，得乡村教师来实践；学生成长成才的梦，得所有教师来参与；中国振兴的梦，却得提高所有人的素质,那得大家共同来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