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
法显在《佛国记》中曾提及，印度人自认本国为“中国”（即世界中心之国）而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视为“边地”。犹太教、《古兰经》都一度把耶路萨冷当作世界中心，其实历史上，非洲、美洲一些部落，都有过将自己的生存环境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历史。
当然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国，一度的“中心”更是强烈，这中心不但是地域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到明朝末年，来华传播福音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在接待中国士人的客厅里悬挂了一幅“万国全图”，这张反映欧洲文艺复兴晚期地理学成就的地图，那时应该给当时中国人造成心灵地震，然而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明史》，对此事，仍固持“其说荒渺莫考”。国人自认世界主体和世界中心意识之根深蒂固不压于今日各领域的权威名士。
近代以来发达了的欧洲，他们的“欧洲中心论”那自然是最中心的中心论了，今日甚至大有意识形态之味。“欧洲中心论”作为一种史学理论，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只有欧洲民族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和“历史上光芒的焦点”，甚至“是历史的终点”。随后，的其衣钵者进一步将这一理论进行了引申，把“一切其它文明的欧洲化”说成有“绝对的世界意义”。在具体的史学作品中，兰克、威廉、海斯等人的《世界史》自然都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了。
我们反帝国主义，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其实中国人自己也应该好好反思，今天，不是又要复兴吗？不是又要儒学西方文明吗？其实就其本质而言，“中心”问题嘛，这是一种心理现象，一种对自己存在肯定性的感知与认同，一种被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价值感”的内在的自然需求。“自我价值感”是内在的，以自尊需要表现出来。但是这种心理在信息化的今天都是有害的，不能站在文化多元的立场尊重其它文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会有前途的。

二八
自己在大学期间受老师影响，读了何新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从这本书又认识了“罗马俱乐部”和汤因比。于是《增长的极限》和《历史研究》很快上了自己的书架 ，《增长的极限》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我的学生中间传播，当时刺激消费成为发展模式被宣传时，学生曾经组织过讨论会，而从刺激消费到节约型社会一晃已经10多年了。
今天读者手上的《历史研究》都是缩写本，这本书一度跟着自己纵横大江南北，有一些历史老师曾经硬啃过，到现在它还在自己手上，实在是万幸啊。
汤因比在这部著作中，对已知的至少三十一种文明，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各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都加以细致的描述；同时，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教会的建立也进入作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汤因比还广泛地考察了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
在这部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的著作中，汤因比指出：“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 晚年的汤因比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汤因比在有生之年（1889—1975）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不仅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深感人类的相互残杀给后世带来的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正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正是出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对人类文明的无限希望，汤因比怀着一颗“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其杰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热情，为我们这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这笔精神财富。从而使消除了空间距离的现代文明不但在技术上日新月异，在精神上也要达到“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
然而今天人们一说“大历史”，似乎只有了黄仁宇，而不知“大历史”的真正历史学家是怎样在一个真正的 “大视野”中申说历史哲学的“大境界”。

二九
汤因比和李约瑟都看到了东方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的伟大前途，汤因比曾经说过，儒家文明只要自觉地、恰当地融合西方文明，会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模式。但是汤因比话里的核心意思我们需要深究才能塌实地窃喜于心，当然这种心理其实是中国中心论在作怪，这里不讨论了。比如“儒家文明”、“自觉”、“恰当”，今天“儒家文明”存在吗？如果存在，它又能不能“自觉”地融合？存在而且又很自觉，但是能不能“恰当”呢？
须知文明融合可不是泡鸡尾酒，旷日持久不说，影响它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看来，今天探究一下我们目前的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文明是很有必要了。一般人认为儒家非宗教，但是如果祖先把儒家弄成宗教，那现在“儒家文明”肯定是原汁原味，我们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儒家文明如果是宗教的话，汤因比也许就不会寄什么希望于“儒家文明”了，李约瑟也不会娶信儒家的老婆，也不会硬弄出个《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史》了。

三零
彼得拉克说过：“只有爱人消失时仍能深爱的，才是真爱。”他老人家不光真爱，还创造了欧洲文学史上独特的诗体宣扬他的爱.作为他的爱人真是幸福。
说彼得拉克创造了诗体，其实不确切，应该是改造，类似中国的沈约，对汉语的语调进行总结，从而为律诗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中古之前的拉丁古诗的押韵，一般是头韵（l’allitération），到彼得拉克，他大胆改革，将押韵的格式变为：ABBA，ABBA，CDE，CDE或者ABBA，ABBA，CDC，DCD或者ABBA，ABBA，CDE，DCE。诗句每行十一个音节，通常是抑扬格（就是由一个轻读音节或者短音节，与一个重读音节或者长音节构成的le pied iambique；l’iambe）。
    后来，沙士比亚翁进一步创造，韵脚稍微变化，大约今天能见到的14行诗就初见规模了。这里有一首翻译成英语的彼得拉克诗歌。可以约略看出其中些许风貌：
　　　　　　　　　　　　　It was the Morning
　　　　　　　　It was the morning of that blessed day
　　　　　　　　Whereon the Sun in pity veiled his glare
　　　　　　　　For the Lord’s agony, that, unaware,
　　　　　　　　I fell a captive, Lady, to the sway
　　　　　　　　Of your swift eyes; that seemed no time to stay
　　　　　　　　The strokes of Love: I stepped into the snare
　　　　　　　　Secure, with no suspicion: then and there
　　　　　　　　I found my cue in man’s most tragic play.
　　　　　　　　Love caught me naked in his shaft, his sheaf,
　　　　　　　　The entrance for his ambush and surprise
　　　　　　　　Against the heart wide open through the eyes,
　　　　　　　　The constant gate and fountain of my grief;
　　　　　　　　How craven so to strike me stricken so,
　　　　　　　　Yet from you fully armed conceal his bow!

三一
记得纪晓岚曾经说过，他是“信佛不信和尚，信道不信道士”，学养不错的中国知识分子大概多是这样，因为有许多和尚和道士其实自己也没怎么弄清佛和道究竟是什么。当然和尚、道士们对佛教、道教的普及作用还是可以在功劳薄上大书一笔的，如果一种宗教没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光有死追学理的“大师”，大概那也成不了宗教。当然这“普及”至少要“普及”的基本正确，经念得越来越歪，那就得上“西天”重取。
晚清想从西方取得真经，取了几年，转而向日本磕头，结果最后还是马克思救了中国，不过马克思的经，近年似乎有高人去德国用德语、英语进一步证实探求，因为我们的那经转道俄国，委实有些失真。这是我在过去了的历史面前说不腰疼的话，当时境况下，几人能够有如此清晰的头脑或者强大的鉴赏学力？似乎文艺复兴前夕彼得拉克也说过，他并不反对亚里士多德，而只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信徒的话，出发点似应与我们纪晓岚类似。
然而现实到底有些特殊，鲁迅在《小杂感》中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陈平原的解释是：首先，道教是真正的中国特产，影响于下层人民远比佛教大。老百姓往往是佛道不分，以道解佛，而民间的神仙、禁忌也多与道教相关。
其次，佛教、耶教都有相当完整且严谨的理论体系，道教的理论则显得零散而不完整，且含更多迷信色彩。再次，佛教徒讲斋戒、讲苦行、不近女色，而道教徒虽也讲虚静，但更讲采阴补阳、长生不老。如此不讲苦行的理论，自然容易获得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欢迎。
最后，佛教讲求舍身求法，普渡众生，而道教讲白日飞升，追求自己长生，未免显得更重实利。
看来，这经有时念歪了，除了悟性、故意外，有时也是在新的环境下的创造了。

三二
古希腊人认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用尺去量的世界，一个是用心去感悟的世界。对于教育或者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开掘“用心去感悟的世界”尤其重要。卡尔.波普尔也认为存在这样一个抽象的理念世界，尤其是艺术作品创造的世界。我个人理解，这个世界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理的世界，一个是美的世界。前者似乎应该侧重科学性的，后者应该侧重文艺性的，而今天的教育，在这个文艺性的世界开掘上做得工作还远远不够。
一个人要有想象力，尤其是美的想象力，这样他们的世界才更加精彩。近来山西作家胡文亮创作了一部引起很大争议的无字天书，姑且不论其是非，但是似乎可以开掘一下想象力。该小说题名为《。》，内容共分了五个部分，分别是①：？②：！③“‘……’”④（、）·《，》⑤；———。 该文在《解放日报》刊登后，立即被多家媒体转载，如《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著名媒体也纷纷转载这篇无字小说，甚至传出了悬赏１４万寻找小说的破译者。
据作者自己说，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且内容高潮迭起，情节曲折动人。其实应该因人而异，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心去感悟他的那个存在或不存在的似乎还有些独特的世界。

三三
西谚曰：“勤勤恳恳下功夫，不知不觉长学问。”这话用在读书学习上那也是在合适不过，今天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虽然都比较紧张，没有多少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但是如果能够始终坚持“下功夫”，一定会有所收获，最后长出“学问”，当然坚持“始终”是关键，而所谓的“萝卜炖萝卜”、“肉炖萝卜”也有一定的道理，就如一般中学老师，人家都评价是匠手，我们委实也想成为家手甚至大师，这就不但要始终“下功夫”，还要注意把自己这块萝卜放在“肉”——家们、大师中“炖”。
有一次和朱永新教授一行座谈，几位就坚持这样的理论，我们确实在自己努力的同时也要尽力地和“肉”们混炖一下，有时这“肉”是人，有时可能是书。这样长久积累的东西一定厚实。正是：“速成而疾亡，晚就而善终。”

三五
斯里兰卡有一个“泰米尔猛虎组织”，属于反政府武装。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斯政府把占人口74%的僧伽罗语定为官方语言后，占18%的泰米尔族认为遭到歧视，立即抗议，由此逐步演化为“类恐怖”组织。可见语言不是一个普通的东西，上世纪中叶东南亚各国是禁止华文学校的，政府强迫学校华人孩子接受英语和当地土著语言，想是畏惧汉语的力量。
语言的实质在于社会凝聚力，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总要把它意识形态化，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上，欧洲的比利时，美洲的加拿大都因为语言问题导致民族冲突；现在的中亚六国（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他们的语言本来属于突厥语系（塔吉克斯坦属于伊朗语），但是他们被并入苏联后先是被迫使用拉丁语，后又改为斯拉夫语，苏联解体了，语言文字又改回去了。
哲学家说过，语言的本质是集体凝聚力的核心，及其人性的表达和利他主义精神，这些不仅体现在哲学理性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雄辩力量的语言中。此言不谬，今天我们正推广交流语言普通话，是否也应该注意我们各地的方言呢？

三六
渔翁摆渡过伍子胥后，守诺灭口，跳江自尽；浣纱女给伍子胥饱餐后，也自尽。古希腊谚语说，一个人不再可能自豪地生存下去时，就应该自豪地死去。在遥远的古代，每一个民族都有非常朴素的生死观;在车尔仁尼琴的《癌症楼》中,他说道，要求一般人靠政治信念生活是荒唐的，人活在世界上有许多理由，强求一律算什么？并指出，应该像原始民族那样去生，去死。
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人们生的生活丰富多采时，人们似乎“只晓生，而不知死”了。电影《阿甘正传》里，阿甘妈妈告诉阿甘说：“死是生命的一部分”。敬生，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惧怕死，甚至能够勇敢地面对死，这应该成为现代人最基本的观念。
当然，关于死的观念，没有亲眼亲身的经历是难以体会理解的，在我们的教育中，假如有同学的亲人离世，老师应该抓住这样的事件，具体地让学生去认识、理解、体会，然后用观念去加深。

三七
近来继续读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有这么一段：
熹狷介之性，矫揉万方，而终不能回。愚疏之学，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笃，以此自知决不能与世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来，自感退藏，以求己志。所愿欲者，不过修身守道，以终余年。因其暇日，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意之所。既以自乐，间以笔之于书，以与学习共之，且以待后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实无毫发余念也。
于是薄丘加的一句话突然冒出：把意念沉潜下去，何理不可行？把志气奋发起来，何事不可做？

三八
《汉书·艺文志》说：“方技者，皆生生之具”，即如中医，这自然也是高度概括。中医强调“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和西医比，中医至少比西医高出两个层次。
在《黄帝内经》的那个世界时，中医已经构建起一个到今天，西方人才可以理解的类似普里高津和哈肯的生命系统和非生命系统的复杂体系。在《黄帝内经》的理念里，人本身的肉体是一个高度复杂、平衡的系统，这个系统和人的情志、精神又构成一个更高一级的高度复杂、平衡的系统，而且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又和自然与社会构成一个更更高一级的高度复杂、平衡的系统。中医的职责就是按照其自有的理论、体系去维护这个系统的动态平衡，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人的生命体是这样，难道人的精神成长不也是这样吗？那种把人当器物，把教育当技术活的思想和行为，永远是下而又下的。
古来君子常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人生观，何以医者可有和“经天纬地”的“仕”业相提并论呢？原来《国语·晋语》上曾说 “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的话，孙思邈在《千金方》更具体地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人”可见在古人眼里，国、人是同一的，治国医人，不是养家糊口的活，当然也不是技术活，这是建立在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之上的事业，所以薛立斋在为王节斋《明医杂著》所写的《序》中说：“古人所谓良医良相，盖兼体之矣。” 近代如孙中山、鲁迅、郭沫若都曾先经习医而后成为思想家、文学家，岂非“医人”而“医国”者耶？
其实，医乃人术，在这一点上，医和师是同一的，没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教师，还能称为人师吗？

四零
近来美国教育博士米歇尔•博芭女士颇引起中国教育界的关注，她的《如何培养孩子的德商》也颇受国人青睐，使我们终于在“智商”、“情商”之后，又多了一个可以叫嚣的东西了。
所谓德商，博芭女士以为乃是正确行事的七大人类美德。即一有同情心，二具良心，三能自控，四懂尊重，五为善良，六要宽容，七求公正。当然一般人似乎也都知道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长，核心的东西应该是品格和道德，古语说：“品格是区分人类的标准，发挥大才大德的是‘贵’，否则就是‘贱’；”或者“凡是有品德的人都证明了自己的高贵”。今天人们似乎也都接受“品格决定命运”的话。
这下我们总算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教育的核心总算回归到中国的囊中了，因为道德教育在我们，是特长中的特长。当然道德教育在操作过程中，似乎是成了双刃剑，也可能坏人。
不过我们似乎也应该明白，标准不是我们制定的，保不住过几年人家又有新动向，我们还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盲目地追随，我们实在应该有自己的体系、观念和行为了，缺乏自主的意识和自主的知识，永远是被动的。

四一
我是从读弗洛伊德的传记小说《激情的燃烧》走进他的学说的，后来又读过他的弟子荣格的几本书，好像书架上还有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当时好象顺便还看了戴望舒翻译的《爱经》，当然还有许多与此相关的乱七八糟的书，不好说。但是今天感受最深的还是傅雷翻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关于爱情婚姻“节制”的说法。
一个老人问：什么比金子贵重？
一个男人：碧玉！
老人：什么比碧玉贵重？
男人：智慧！
老人：什么比智慧贵重？
男人：女人！
也许问女人，最后的结果大概会落到男人上，这是西方的一个故事，中国人也有耳熟能详的“食、色，性也”，可见性、爱这是天性，但是我们的教育似乎始终无视这样的现实、历史，在人最重要的阶段，把性和爱藏了起来，自欺、欺人，今天性泛滥和我们一直以来缺乏正确的性教育和爱的教育有关吧。

四二
下面的话应该是乔叟的思想：
爱的种子虽然十分甜蜜，但是假若播洒太广了，那所结出的果子就会苦口。
爱情之酒甜而苦，两人喝，是甘露；三人喝，是酸醋；随便喝，要中毒。
身边有个调皮的，就忘了远处那个挚爱的。
淫乱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但是最严重的是偷情，但是它同时偷窃肉体与灵魂。
当然今天在男人和女人的问题上，我们已经不谈爱了，只有性。偷情在当下的中国那是比较文明的事了。
乔叟又说，惟有贞洁与自制可以挽救人类濒危的爱。对于滥情，乔叟有个比喻：锅里的水煮沸了，锅下的火就应该熄灭。
中国古人也讲：纵情者危，节欲者安。
凡为外所胜者，皆为内不足；凡为邪所夺者，皆正不足。
而什么又是“内”和“正”呢？

四三
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对盛唐有这样的话：“不断从四方向中央流动的士人那里，不仅传统社会的宗族与地域重叠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连以礼法为基础的生活模式和观念系统也以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人口流动对社会的意义在这里表述得极为深刻，以今天的眼光看，似乎应该是农村向城市的蔓延，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文明逐渐消融，但是没有真正的工业、商业，城市文明又是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么于感情一项，则社会把人推向“禽兽”边缘，因为大家都是流动的，都是在某地短暂停留的，又是没有多少宗族、家乡熟人的，因此个人行为约束非常少，今天拥挤在滥情洪流里的人，多是这样“流动”的人。要命的是目前的中国，这一部分人大多数还被称之为“盲流”，不在“统治”之列。
当然我也相信，今天的“性混乱”局面，必将“乱”出一个真性世界，但是在那个世界到来之前，很多人已经不是人了。
不妨先“节制”些，有大家“性福”的日子。

四四
目前，以“女大学生”为卖点的书或者什么什么的挺多，而且围绕女大学生的类色情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当然男大学生也不清白。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固然有千万条原因，但是中学生缺乏性教育和爱的教育应该是主要原因。
今日北京专家来我们学校讲学，我们有些老师问北京是怎样处理教材里“爱”的读物的，北京教师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它。北京都如此，可想其它地方。有许多地方报道如何有声有色开展此项教育，估计做到位的有限，大多数也是含糊其辞吧。
许多文章可以旗帜鲜明地高举“爱的教育”。如教材选的《边城》、《氓》、《静女》、《雨铃淋》等等，把这个东西放到桌面上，让同学们思考，讨论，辨识，有了建立在社会风气之上的正确观念才会有合理的行为，不至于等到上了大学没有人“看”着了，就洪水猛兽了。

四五
世界各民族虽然生活的环境不同，但是对懒惰的认识基本上是相同的。古希腊人认为：“懒惰是一切邪恶之门。”蒙古人认为：“动手干活饿不着，游手好闲饱不了。”英国人认为：“懒惰出乞丐。”而印度人更认为：“幸运降临那下定决心而行动的人，什么时候开始懒惰，幸运就告别。”生长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人有这样一句话：“懒人寻找锄头总是说：“天哪，但愿我找不到。”在中美洲的古巴因为是海洋民族，他们说：“沉睡的虾会被急流冲走。”生长在中亚的柯尔克孜族人对懒惰的认识似乎更深：“懒人的床等于死人的墓、懒病没药医。“懒惰没有牙齿，但可以吞噬人的智慧。”这是亚洲人的普遍认识。
在农业社会或者游牧社会甚至渔业社会，勤劳是根本。进入工业社会，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信息社会，机器取代了人力，社会对人的挤压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只要你进入“现代”的范畴，每一个人都将生活在焦虑、恐慌和忙碌之中，如何休闲倒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于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告诫人们不要懒惰而另一个时期，则说的学会“懒惰”，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四六
《孙子·谋攻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中国的军事思想里，“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才是真正的强大，当然这不是怕战争，不能进行战争，而是能够尽可能的驾御战争，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发动战争，所谓“慎战”也。
发动一场战争是容易的，但是战争一旦打响，则超出文明的范畴，希望战争文明，那是非常难的，21世纪的伊拉克战争，虐俘才是冰山一角，我相信那一场战争还有许许多多的“虐俘”事件。中国的唐师曾曾有书披露过中东战争一线的事实，我想那也是只记了能记得的。虽然克劳维茨在《战争论》里清楚地阐述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实应该说战争是人类兽性一面的真实流露，远不是政治的事情。
其实战争的结束更是困难的，美国已经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但是时至今日，战争结束后死亡士兵早超过了战争时期。在今天，强者、胜利者也不能轻易的结束一场战争。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穷国的公民也认识到被动的战争同被野兽欺辱一般，总要千方百计的挽回些尊严。

四七
9．11之后，“恐怖主义”浮出水面，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妇孺皆，但是到底谁是恐怖主义，却是各执一词。按现在的力量对比，显然是美国占着上风，因为他几乎控制着全球舆论，不但恐怖主义是他给定义，连谁是恐怖主义也是他说了算。比如，俄罗斯认为车臣非法武装是恐怖主义，美国认为不是，是争取独立自由的斗士，直到这些家伙把一所学校杀了个底朝天，美国才勉强承认；南亚各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据说中国的“东突”也是中国政府用可观的代价才换回来。
于是有政治家说在21世纪，恐怖主义成了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把这东西当棒子使，不但按照自己的意图随意乱打，还弄出个轴心来，明眼一看就知道，谁不服美国，谁不听美国的，谁就是恐怖。
当然，真理毕竟还是有的，在近两个世纪的不平衡发展中，先发展者明明是对后发展者明火执仗的抢劫，这一般人都可以看到，难道你我还不知道，所谓大多数的恐怖主义那是弱小者对强者最无奈、最顽强的反抗，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动不动就被另一个国家的大兵抓捕，非恐怖而何？
法国的法侬就说：“所谓恐怖主义的暴力，对于被压迫者来说是带着解放意味的，因为这些行动赋予他们某种尊严或身份认同。”想想巴勒斯坦的人弹，难道不是这么回事？连美国约汉逊总统是的中检察长也认为：“真正制造全球最厉害的恐怖主义的，很少被称为恐怖主义，我们常称为恐怖主义的行动，尽管从人道立场来看是可怖的，但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者的行动。”
这实在又是“造反有理”了。

四八
几年前高歌《赴美就学笔记》很开了些国人的眼，记得当时读时，说美国学校在给学生配老师的时候，有意无意造成不同风格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共存状态，这可是了得啊。一个健康的人是需要这样多元生活气息长期熏陶的。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具体到一所学校，学生构成也是世界大家庭，大家的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也有异，那是进入现代后，人口流动使得社会和学校成为人的多元，自然观念、教育必须是多元的。
中国的发展也似乎到了一地人员构成的多元，有这样的社会基础，我想多元的社会观念和教育回出现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今天，经济已经多元了，社会文化必然要多元。
但是从各国的多元教育实践看，多元文化教育是指一个国家以本国的“主要文化”或主要民族文化为基础和主要内容，对少数民族或移民学生所进行的一种多文化教育，以使他们能更好地理解和适应“主要文化”并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对“源文化”的继承。这里的“源文化”指的是在学习“主要文化”或主要民族文化的同时，所要学习的少数民族本民族传统文化或移民学生的本国文化。英美国家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目的是使少数民族学生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并促进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中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一方面是中西文化之元，也有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甚至包括城市、农村的元。是一个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