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
英国有个语言教育学家叫飞利普森，他有一本书叫《语言领域里的帝国主义》，当飞利普森看到世界各国教育机构都在大力加强英语教学力度的时候，他毅然站出来大呼“谨防上当”。
他认为，作为殖民化的结果，英语在世界的传播是“语言殖民化”的重要步骤，他能够达到军事殖民化、经济殖民化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它能够从文化层面解构和颠覆世界各国的本土文化。这和一些正义的政治家呼吁的“当前贫穷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应该深刻反思自己心智被殖民化和俘虏的问题”遥相呼应。其实贫穷也是文化的问题。穷人穿棉布是穷，但是富人却是阔；喝茶似乎在很多人眼力不如咖啡上当次；大烩菜也不比热狗。今天世界60%的第三世界国民心智已经被殖民化了。
据飞利普森的研究，英语在印度盛行，恰恰是英国殖民者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为了达到对印度人民的长期文化奴役，英国统治者曾将建议拥有一千六百五十二种方言的印度人学梵语，他们知道这行不通，其目的就是为了造成不同方言区的人的矛盾冲突，诱使他们学英语，以抛弃“学梵语”这个使印度“保持愚昧的最好政策”。
前英国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麦考利更是毫不掩饰地说：“与梵语或者阿拉伯语相比，英语更值得印度人去学；原住民也渴望接受英语，而不是接受梵语或者阿拉伯语教育……现在我们必须接竭尽全力去培养一个新的阶级，它可以在我们和被我们统治的千百万人之间充当翻译。它是这样一个阶级，血液和皮肤实是印度的，而情趣、观念、道德、心智是英国的。我们交给这个阶级的任务是：净化这个国家的方言，用从西方借来的术语改造它们，是支撑大众传播知识的工具。”
显然，英国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英语真正成了麦考里之流实施文化殖民化战略的“驯服和控制工具”。当然我们以前认为外语是“斗争的工具”，然而今天冷战结束了，英语在人家还是武器，而我们在加上商业利益集团的内讧暴乱，也早掉进进了陷阱。

五十
近日看了一篇小说叫《莲姨家的风流韵事》，一家老老小小那可真是风流，对爱、性和美国人没有什么两样。再看看网络上、短信中的带色信息，想起一段对《十日谈》的评论：
如果说但丁的作品“神曲”那么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人曲”了，《十日谈》中的人物不仅自由地思考，也已经摆脱了中世纪的狂热和偏执，既没有改变信仰的要求，也不要别人改变他们的信仰，他们对过去和未来都不关心，只是准备以昨天的记忆与明天的诺言来换取今天的快乐。
也许《十日谈》里人们追求的快乐还是在人性的范围之内，今天人们逞一己之快乐已经忘记了自己作为人类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人也何尝不是潘多拉宝盒里的魔鬼呢？

五一
古希腊有许多关于爱情的故事，而且他们的神话中，大多数神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谈恋爱。连大的战争都是因为这爱或者情打起来了。
有些故事是非常细致的，阐释爱情某一方面特别的有韵味。比如爱情的苦味。派拉蒙和阿赛脱被永囚，他们都爱上了牢房里的牢女。但是阿赛脱后又被流放，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心上人了；派拉蒙可以天天看见自己的情人，但是他没有自由。
当然中国这样的故事也不少，原始性的故事现在见得少了，按照钱穆的说法，我们的故事上行变成了诗，所以在《诗经》里，有许多的爱情故事，当然至今譬如文君私奔、牛郎织女大家也还是耳熟能详，但是在生活中，我们的爱情话语似乎已经完全看不到传统的意味了。也许从维新、洋务、新文化、五四到反右、文化大革命，我们确实已经和传统断了，传统好不好另当别论，但是在自己的肌体上生长新的观念，还是要“肌体”的啊。历史的资源需要识者去挖掘。

五二
近年来三联书店颇印了些老书，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从半个世纪以来的三联版图书中，整理甄选出一批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同时也遴选一些非三联旧版，但品格相近的图书加入其中，辑为‘三联精选’”。其中很多“家”当时也仅而立，何以其识见、思想有如彼高的水平？朱自清写出《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只有26岁，他的《经典常谈》出版时也仅45岁，巴金、朱光潜等文化名人都在25岁左右就扬名文坛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思。是社会环境的问题呢，还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原则性错误，怎么我们现在在如此好的环境下却产不出“家”呢？
我个人私下觉得，这些人国学基础都非常好，经史子集非常丰富。一旦开阔了阅读视野宽，并有西方新的理论指导，从肚子里倒出来就是精品。

五三
朱光潜在《谈美书简二种·谈读书》中认为，中学时应该培养趣味，否则一生无缘了。而且他说“趣味要课外阅读培养，比如一本小说，平时自由拿来消遣，觉得多么有趣，一旦把它拿来当课本读，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便不免索然寡味了。兴趣要逍遥自在地不受拘束地发展。”
他老人家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应该是：中学阶段、课外阅读、自由消遣。而后两者尤其是今天教育所缺少的，全国学校学生基本上缺少课外阅读，但是学生的求知欲有不可能扼杀，因此就转向快餐读物。那些从幼儿园就开始艺术教育的孩子，到了中学阶段，基本上对艺术深恶痛绝，主要是没有注意“自由消遣”，家长太急功近利，拉着孩子比赛、考级，好端端的事情成了负担。
我们学校近来突然大搞艺术教育，学美术、音乐来者不拒，但是报名人寥寥无几，虽然举办者说，即使毫无艺术基础，保证一学期可以拿到艺术院校合格证。
究其原因：一是报名就让报考艺术类，非课外性质；二是按照严格的上课模式运作。因为缺少自由和消遣特质，自然无人应和了。

五四
对中小学生饱读快餐读物问题，许多人持否定意见,虽然道理讲得很好，实际未必然。今天，读图风气蔓延，正是我们开眼世界、接轨现代而返老还童的表现，因为我们私塾时代，孩童读经多半是被强迫的；或者，今天的我们不知道，私塾孩子除了读经，还有许多有意思的韵书读物的事实，小孩子、中学阶段读些好玩的书，那应该是好事.好玩，他们快乐，你说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先进性最重要，让孩子学习，那不是杀他们吗？
所以朱光潜说“许多流行读物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的话，未必确切，关键是让孩子在并非是孩子的时候转向。什么年龄读什么书也是真理。如果孩子到了高中、大学的年龄，就应该多读些所谓经典了。
又是朱光潜说：“经典书不但可以得到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所以把流行和经典的比例处理好是关键，把什么年龄读什么书处理好也是关键。

五五
上海的陈仲梁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说小学生要多点记性，初中生要多点灵性，高中生应多点悟性。良有以也！语文教学，特别是阅读教育围绕这个说法不至于有大错，这符合认知心理学。朱光潜在指导中学生读书的时候也说：“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注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注重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而我们在对初中生的读书指导，其实有时是高了点，而高中似乎又低了些。

五六
读书常是和记笔记连在一起的，一般讲读书的，总要讲应该做笔记，且如何记。如胡适，讲读书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要标点（那时的古文是不标点的），要查阅工具书，要查找有关书籍对比，要做提纲做说明做讨论等等。周振甫老先生更是拿出“采花酿蜜”、韩愈“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的“提要钩玄”和顾炎武的“开山铸铜”来勉励后辈，读书要做笔记且如何做。
今天的学生读书其实很少，因为学生的老师的老师就是不读书的，若有指导学生读书的，大凡也要求读则记，甚至不读也得抄。对于初读者，似乎没有多少必要非要记，这会把那本来要读书的人吓跑。大凡刚进入书里世界，那个新奇，那个刺激，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记，再说也不知道记什么。要记总得有一定的积累，有了一些想法，花多了，酿些蜜糟而已，等到又有了一些认识，他便可能提一下要，钩一下玄什么的，等认识变成了思想，矿山开出了铜，那不让他记都难了。
像我近年来（35岁以上）读书不写点甚至难受，那自然不用人提醒要记笔记什么的了。

五七
耶鲁大学教授席勒在他的《非理性繁荣与美国股市的信任危机》中指出：因为人们的赌博冒险心理和上市公司及会计事务所的造假行为，人们不断预期在股市获利，于是使股价脱离实际，形成大量泡沫，泡沫越吹越大，最后只能崩盘，然后在重新开始，进入下一轮的繁荣——崩盘周期。
炒股的人想获利导致股市的虚火上升，近来有代表提案说鉴于我国已经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应该进行12年义务教育了。这说法一经媒体公布，一片哗然。真的已经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了？也许数字上应该是实现了，但是现实绝对没有，广大农村的学生还是上不起学，甚至现在的问题是农村就没有学校了，初中没有，小学也没有。
既然这样，人们是否可以进一步想一想，教育的崩盘事实中，谁有赌博冒险心理，谁又在造假，谁又在不断预期获利；吹了多大的泡沫，泡沫破了又将导致怎样的结果呢？
由此，也许我们应该对我们的繁荣深刻检讨，我们真的繁荣了？我们又是如何繁荣的？繁荣的标准是怎样制定出来的等等等等。

五八
1898年1月23日针对法国的一桩案件，一些文人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在其中表明他们对这一案件的肯定态度。从此，“知识分子”在法国被逐渐广泛地使用起来。因为这一群都是各个专业圈子里的行家里手，他们的行为让一些人很是恼火，于是对上述案件持否定态度的右翼人士则认为这些艺术家和科学家是很是可笑的，怎么能够根据自己在一学科领域中的建树而推出自己也因此就是民族良知代表呢？由此传播开来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贬义的。现在，在欧洲，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一词便成了用来描述那些受过教育但又与传统和秩序相悖的人，他们有很强的政治抱负，试图要么直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要么间接地影响政策的制定。
还有一个词和知识分子类似，叫“知识群体”（Intelligentsia），据说这个术语是别林斯基（V.G.Belinsky）等俄国、波兰人在1840年首先使用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波兰存在着一种很特别的知识分子类型：他们受过西方教育却身在非西方的环境中，他们虽有知识却没有什么财产，他们在精神上比贵族还高傲但并未获得上等的职业和显赫的地位，他们既远离社会的普通民众又拒不认同社会的特权显贵，虽然后者也受过一流的教育。把这类知识分子凝聚在一起的最明显的东西，便是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和对现行体制的批判。
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其实已经和最初引进来是的意识相差很远了，大概也就是有一定文凭的人，其实也并非真有知识，因为我相信，但凡有真知识的人，都有批判精神，范仲淹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一定是遭人嫌的，一定是批判意识下的忧患情结。今天的世界，掌握权力的阶层在举国同贺的氛围下如何可能有所作为呢？

五九
朱光潜在《谈动》里谈到，青年人容易没来由产生闲愁。他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让人感觉烦恼。”
这话在今天的现实中真成了问题，我们的教育根本理念似乎是让青年发展、创造，但是就是不让他们动。活动课非常少，艺术课都在削减，更可怕的是，自从北京孙维刚老师80%的学生上清华后，他老人家的经验——不让学生自习在教室说话——便全国推广，当然推的时候，各地有层层加码，楼道也不能说，甚至教师在教学楼也不能说，好象报道河北有的学校就是这样，大家在学校基本上是“道路以目”。
其实根本问题是对青年、对认得评价定位问题。在对青年问题的研究中，有两个人要提一下。人类家玛格利特•米德博士，她在《代沟》一书中才提出随着文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等，使每一代人都将经历技术不同的世界，并产生极大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文化课题的代沟问题；另一个是F•马赫列尔，他在《青年问题与青年》提出“本体论问题——青年人的本质”他说“目的性取向和社会——时间的二重性”规定青年的本质。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内青年人在大多数教育者眼里是“边际人”，把青年看成是一种既非儿童，又有别于成人，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社会群体。因为他们的“不成熟”，所以成了“非人”，所以人人可以得而教育之，可以得而批评之，所以青年工作根本没法做好。
近年来，青年本体论的理念广为传播。这应该是进步也是出路，社会应该把他们当完整的人对待。只有把他们成为完整的人，教育、青年犯罪问题、社会健康发展才能成为可能。

六零
几年前，记得手里有一本王安忆的《心灵的地图》，是她给复旦学子讲小说的手稿，对其中“小说是开拓心灵空间”的说法很是震撼。是啊，小说能够开拓人的心灵空间，尤其是那些深具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小说。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俄罗斯19、20世纪的小说最具此种功能了，尤其是经历少心胸狭窄的人更适合读。
佛家似乎有开天眼的说法，对那种境界知之不详，我想人到了一定水平，应该有那样的能耐吧。高僧明道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想是有这些味道了，而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分明已是将心灵开拓到了非常境地了。
在今天的教育中，我们已经发展到每一个学校几个心理咨询老师，但是对学生心灵开拓的意识似乎反而少了。即使是被考试压的喘不过气来，也应尽力让学生饱读几十部巨著，我的学生我告诫他们，要读书，要定时读书，不管作业做完没有。如朱光潜说的让他们学会在“静里感受，体验生之乐，感悟生之趣”，心界的空灵，生活的趣味，我们是有这样的资源的啊。
可以说人的心灵空间是无限的，每一个人本来有巨大的、潜存的基于自身的、自主的创造力，只是，我们缺少好的教育，使我们很少自省、很少挖掘自己的心灵空间、很少自我肯定，这创造力才被忽视泯灭，才产生无中生有的所谓心理问题，才使大多数孩子的人生也因此丧失了丰润鲜活的色泽。

六一
有时候想，老师算不算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数众多的中学教师。按照一般的理解，好象是。因为很多人说老师的时候，总是“人家是知识分子”，或者说臭老九什么的。但是如果深究起来，这舶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老家的意思，情况还比较复杂。
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 ）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而勒希（ Christopher Lasch ）则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广大人民教师似乎达不到人家那样的高度。而维斯（ Paul Weiss ）又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而且没有什么朋友，且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
看我们的情形，大家并非为观念而活，甚至没有多少严格意义上的思想；而且好象人民教师的“反骨”早没有了，这几年，连仅剩的一点崇高也剥蚀的没有多少了。
也许这个想法是荒谬的，老师凭什么要担当起社会的批评者呢？他们只是靠此生存罢了。
但是韩愈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传道”似乎应该是《大学》里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由此理解，这人民教师委实还不能光教书吃饭，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批判态度似乎也不能少。
既然这知识分子是洋货，那么回到古代，找找我们固有的资源，看看古代的人民教师在做什么。以我的认识，寻找古代的教师的精神似乎应该从“士”着手。
按陈桐生教授的解释，“士”是西周政治宗法等级制度中的一个级别，在“大夫之下，诗人之上”，这还不是今天的教师嘛，当然不是的。但是当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而一些“王官”散入侯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士”便因时而生。
据说当时齐国的稷下是士活动最集中的地方，而其活动最根本的一条是“不治而议论”。“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体现智囊团的功能，故非全是教师之职。
“不治而议论”，虽然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样明确丰富的内涵，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也不是只是吃干饭。看来人民教师的责任无论如何是没的逃了，光吃饭不让人笑话嘛。
所以把教育里的事情都推给社会和制度也是说不过去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教师还要行动起来。

六二
第一次知道游艇上竟然有游泳池，很是纳闷了一阶段，何以那么浪费呢，坐船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后来知道豪华游艇不但有游泳池还有超市、舞厅、体育场甚至高尔夫。人家乘游艇不是你去姥姥家搭的便车，能坐一个是一个，主要是过解决生存的小日子，人家那是享受式的生活，地上有什么样的生活，游艇上就有什么。
能不能说学习也是一种生活，或者说学习首先是一种生活，然后才是努力去掌握知识。因为今天我们学生的生活太缺乏人道了，教育报曾登过北方学校的作息时间表，说早上六点，晚上十点，其实现在许多学校是早上五点，晚上十一点，而且教师、教学楼都是不让说话的。这不是青年人的生活，更不是人的生活，相信教育搞到这样的份上，也就意味着没有了意义。
美学里讲 “日常生活审美化”和 “艺术的生活化”，按理这放在学生的身上也是适应的。生活学习化，学习生活化。而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就是创造性活动可能的场所”，这不也合我们教育在于培育创造性人才一致吗？
怎么说，学习成为全部，这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甚至也违反人性。
朱光潜说：“十字街头肤浅虚伪的传说和时尚都是真理路上的障碍。”让青年远离十字街头尤其是十字街头上的传说和时尚，这也许确实是真理，但是他老人家又希望青年“以冷静的态度‘灼见世弊；以深沉的思考，规划方略；以坚强的意志，征服障碍。”笼子里出来的鸟，他们怎能搏击长空呢？

六三
好象前几年有南洋思北衡水的说法。这两所学校一度曾都是薄弱学校，但是后来远近学生能招很多。南京、上海的学生跑到农村的洋思了；石家庄、北京的学校跑到偏远的衡水了。不管这些学校本质如何，圈养呀，集中营呀，能考上大学且是不错的大学，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衡水在家门口，没有去过。倒是参观过洋思，而且是事先读了华中师大有关人员的《洋思模式》去的，所以，看什么，感受什么，比较地心里有数。别的不说，洋思有了一定的成绩后，经过大学教授智囊团的整合、策划和包装推向社会，这给人们不少启示。
我说“包装”而不说全面提高，当然这一人门票15元不能白要啊，总得有些噱头不是，所以用了一个“包装”，比如只讲四分钟，那不是瞎说嘛。
一个学校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再很难提高了；一个人也是这样，如何持续发展，不断创新，这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古代没有全球化，没有强烈的竞争，可以慢慢来，用百年为单位积累。现在一日千里啊，怎么办？自强之外，还得借脑。需要向大学，向教授，向专业咨询机构借人家的智慧。专业就是专业，要相信搞了一辈子教育的你，确实不如咨询公司几个小年轻的力量，专业就是专业。

六四
近来，头脑中总是突然冒出“校勘”这个词，想起它的烦琐与枯燥，似乎觉得是不是自己老了，按说而立还没几年呢，那是不是心老了呢？但也不至于老到“校勘”的程度；我明白了，这几天听人说笑话，说有人买东西搞价钱，搞得卖东西的都不想活了。那是民办教师，当然民办教师那是穷嘛。不过这“校勘”的烦琐与枯燥确实和教师有某种对应关系。
于是释然。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以自己的学识洞见有些宗教哲学其实是伪作，瞎说的多，算不上“代圣人立言”，然而他之后，欧洲的文献校勘学诞生了。在中国，“校勘”是与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和版本学等联系在一起的一门综合性学问，非学识富有者所不能。
于是又释然。
古谚云“书三写，鱼成鲁，虚（帝）成虎”。许多古籍历时久远，多经损失散亡，特别是先秦古籍，经历了秦火、战乱，往往残缺错乱，不经整理，无法阅读；也有些古籍是流传中因传抄刊刻，展转致误。据说我国的书籍校勘工作起源很早，到了汉代，趋于发达，当时称为“校雠”或“校理”，刘向、刘欲父子就是有名的校雠家；唐代、宋代以来，更加流行；到顾炎武说的“明人校古书而古书亡”后，清代反拨明人出朴学，名声尤著。
今天“校勘学”是式微了，将来的校勘学得根据输入法校勘了，那自然是新学问了。但是近来常想，当代似乎应该出些“理论”、“精神”校勘大师了。因为现在的理论太滥了，精神太荒谬了。差得寒心，错得离谱。

六五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凯斯。桑斯坦认为，一个表达自由的完善机制必须符合两个要件，一是人们应该同事先未经计划、无法预期的信息接触；二是一个异质的社会里必须有一些人们的共同经验，否则将很难处理社会问题。
一般人都知道，接受信息单一的人会变得偏激，如宗教极端分子，他们干脆就不接受本教之外的信息，当然对于一般大众，特别是非民主社会，他的国民在单一信息的统治下会变得弱智；而没有共同经验的社会极有可能导致分裂，如今天那些否定社会经验而倡导个人生活的国家，很有一些就陷入分裂。
“表达自由的完善机制”和“两个要件”，这很值得玩味，想起萨义德“不屈不挠的博学”那就应该是为了“表达自由”而实践的第一要义，还有他的“敢于向政治讲真话”，这都是最终要维护一种完善的机制。
而教育里，学生被圈养着，在那些过时的有限的信息里重复翻滚，也没有可以言说的共同经验，这委实是危险的。

六六
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如果一种制度不正义，不管它多么有秩序和多么有效率，那也必须加以改造和放弃。”
第一次听北京孙维刚老师不让学生在教室说话，就有些吃惊；今天这一理念已经被全国大多数学校所接受，真是痛心啊。我的学生说，他们一学期下来很多学生之间都没有说过话。面对这种现实，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上一年，带了一个班，按照自己的思想管理班级，学生家长都满意，但是在学校量化管理考核中，班级的量化分数垫了底，按照学校的制度，本来我是没有资格做班主任了，但是据说校长大人说，我的事可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又让我做了一个重点班的班主任。我这是校长比较大度，或者比较了解我，还可以做我的班主任，做我的老师，还可在讲台咆哮，但是很多老师在有秩序和效率的制度下被淘汰下讲台，痛心呐。
在举手投足都有具体规定的大环境下，自己的所有行为都成了异类，我不知道我这班主任是不是还继续下去。但是据说这样圈养的管理模式是有秩序的，也是有效率的。

六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哈佛有一门中国历史的课程，教材多选满清的奏折、提本、上谕、实录，也有像《夷务始末》《大清会典》这样中国教材决不用的历史典籍。当时，其主任费正清说：“在阅读清朝文件的过程中，我们在敲打人类最大的未经探索的历史资料仓库的大门……能够读懂清朝文件的在华中国公民日益减少。处于中国境外的学者们有职责防止历史学独断论者为符合他们的教条目的而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垄断与扭曲。”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不知道是否扭曲了自己的历史，垄断肯定是谈不上了，近年来我们甚至已经没有能力认知我们的典籍了。看我们的文化产业，在流行文化里，《十面埋伏》的唐装得日本人设计；《成吉思汗》要仰仗日本的小说《苍狼》陈铺情节；而像《花木兰》《末代皇帝》干脆让洋人拍了去；已经成为产业的游戏如《三国志》《水浒》全是外国人开发的。更深层次的文化研究，洋人的论著决不逊中国人。这情形反倒是洋人垄断了中国的历史并按照自己的意思在“扭曲”了。
何以如此呢？

六八
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记得有一年过年，老婆说买件衣服吧。我拿了钱在街上转，左转右转转到书店，最后265元买回一套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秦汉、唐宋、明、清、民国，加上以前曾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基本配全了一套，几年后那一套书便很少见了，后来席殊的《好书》上又出现，已经上升到五六百块钱。后来又买过费正清的《中国与美国》《伟大的中国革命》。当时感觉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比中国人写得还详细，而且有很多说法和国内不同。
其实人家就是那样的写法，编的教材也和我们不一样。还是费正清的东亚研究所，他们的历史系有一套“qing Docs”的中国历史教材，名为《阅读文件——种人杰叛乱事件》，共14篇。
第一篇是道光皇帝朱批的湖广总督裕泰的奏折，是事件的大体内容；以下7篇则均选自《大青历朝实录》，是官方对这次事件的详细记录；第九篇是种人杰被捕后的口供；第十篇选了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为在事件中被杀的县官师长治写的墓志铭；第十一篇选了军机大臣木樟阿对这一事件的报告；最后三篇选自种人杰家乡《崇阳县志》，讲事件发生前崇阳县“大雪连月不化”、“鸦数万飞蔽天日”的怪异天象。
这里我们且不论他们历史编排的预设性结论和先验式的历史哲学，但是人家历史教科书的材料无疑是第一手的，也无疑是鲜活的，而且是非常直观的。这样的教材学生学了以后，就对历史比较感性，而且在学习过程中也是比较喜欢的，不至于厌烦的不愿去学习。学生使用该教材后，要写出研究论文，这样就又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而且因人而异，绝对允许创造性。
如果把我们的教材和他们的教材结合起来，整合出一套教材，那无疑是好的。而且我们的学生也就不必非死记硬背，他们不但会有自己独特的体验，而且在学习中还能够掌握学习的方法。
今天，我们的教材编写人员，他们的视野应该比一般中学教师宽吧，我还能不买衣服本书，他们难道不能拿了国家的钱真正考察考察人家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