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
《欧阳文忠公集。桑怿传》载，桑怿“善剑及铁简，力过数人，而有谋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为人不甚长大，亦自修为威仪，言语如不出其口。猝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欧阳修论曰：“余古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借伟烈奇节士，喜读之，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也！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怿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误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
如果以文武为两端，中国古人无疑更强调文，且是以道德力量来促进文的。《大学》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也即还是靠自身的心智和认识，并不看中今天外在的制度。我们评价古代社会，认为其没有法制，只是人治。其实古代的人治和人的道德约束构成了动态平衡，基本上维系着社会的和谐发展。
今天我们对学生的道德要求并不比古代弱，而制度无疑又比古代更强大。规则细致举手投足，小小学生学校生活以至于“无以措手足”、“道路以目”，不亦过乎？

七零
之前在不少书和文章中都读到过关于中国和俄罗斯、印度社会发展的对比，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的前景应该比中国光明，因为印度是比较彻底的资本主义，俄罗斯虽然转制不是很顺利，但是总是在转。
孰是孰非，不好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比这两个国家快，而且总量也大些，但是正如中国今天提的可持续发展观点，我们能不能持续发展呢？这可是个大问号。
美国人萨克斯为俄罗斯及东欧开出的“休克疗法”大方，结果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所说，“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一夜之间私有化了，且大多数被外国财团拥有，经过十年的经济衰退后，下层社会陷入日益贫寒的挣扎之中，少数权贵则过着豪华奢侈的寄生生活，俄罗斯已经变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地狱。
而在的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的《世纪大拍卖》里，结果是东欧、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不仅消灭了社会主义，而且也消灭了民族主义，不仅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被剥夺，而且民族资本也被剥夺。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不得不感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由美国著名激进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大卫·科兹和《印度时报》记者弗雷德·威尔合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这本书说：“我们认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拥戴资本主义。……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苏联制度是由其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推翻的”，“苏联体制走向了终结，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止了运行。”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波兹南斯基认为，“外国强权不仅从东欧国家手中夺走了它们对民族资产的经济控制权，还夺走了它们的政治控制权，东欧国家现在是两手空空，既无资产又无选票”，这是“另一种版本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污蔑—“通往奴役之路”）。被外国控制的民族自然是被奴役的民族。
我想自主应该是最重要的，并且要警惕“合谋”。如果政府还有正义感，即使如今天的普金，因为解体走得弯路，振兴也是漫长的。印度的自主之路令人佩服，制度建设有条不紊，严格杜绝外力瓜分社会财富，而今天中国不少产业有仰人鼻息的嫌疑，前景未必如想象的好。
政治、济济、文化的发展，没有自主，又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那就不知道是在为谁发展了。

七一
每当一个人呆在家里的时候，只要一上网，总能折腾到凌晨，除非不开电脑，于是很理解那些沉溺在网络里的所谓“不良少年”。
网络改变了世界，当然也改变了生活，对那些因为网络而人生之路走偏的人，网络对他们更是椎心彻骨。在网络里，基本上现实中能做的它都能做，它的海量信息更是了得，古人所谓“秀才不出门，也知天下事”，今天成了真正的现实。但是我们知道，网络信息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相关链接，只要我们看某一则新闻，必定下边有相关的若干新闻。如果一个人长久地呆在网上，很容易成为某一信息的大知者，或者成为某一方面的了如指掌者，当然如果很有心，也许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但是也难免被一种信息所鼓动成为一个偏激的人。因为这个人长久地接受和他相近的观点，被一种信息侵占头脑，怎么能不极端呢？
同时很有一些人陷在网络里，现实生活反倒成了点缀，这样和活人的交往反而少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更大。父母孩子配偶都无暇顾及，况他人乎？大家和自然、社会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性格越来越孤僻，这样网络孤僻化加上城市冷漠化，就使整个社会处于割裂状态。
美国芝加哥大学宪法教授凯斯桑斯坦在他的一本叫《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的书中说，网络的这种弊端会危害美国的民主制度，政府要出面积极地监管言论和信息。这实在是很有道理。

七二
肖川在他的《教育的理想与信念》里说，一所好学校要有三大支柱，一是一个进取廉洁的校长及其领导班子；二是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三是为教师的发展和学生成长提供的丰富读物和多彩的教育活动。
前两者不必说，这第三者委实是根本。读物丰富，完全可以打开学生的人生视野。50年代，上海一所学校有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先是不让上讲台，在图书馆整理书籍，后来老师都被打成右派下放了，没有人教学生了，学校不得已把老将军请出，可是老将军毕竟经过世面，觉得还是少说为妙，于是上课就把学生带到图书馆去看书，老将军有时也讲讲如何读书，如何利用目录版本的学问，结果几年下来，学生有大成啊。
当然我们说这学校有读物，又阴差阳错碰了这样情况下的一位老师，但是最重要的是学校有书，可是我们现在，学校已经很少买书了，只在可以大赚其钱的大项目上动工。
读物如此，生动活泼的活动那更是可以迅速提升学生。上海建平中学有大型校园文化节，有长江壮行。长江壮行乃是全校师生包豪华油轮溯江而上游历半个月。而上海建平乃是全国闻名学校。

七三
上世纪90年代末，从席殊邮购了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情爱笔记》，同事私拆我的邮包看了，说是黄书，很长时间对我颇有些看法，大概一段日子后，我并没有什么大出格，才算平静下来。其实她不知道，我家性文学委实不少，拿得出的如全本《金瓶梅》，明朝的绝大多数艳情小说，洋人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等等都是有的，记得还专有一本《世界禁毁小说大观》，里面对世界艳情小说多有介绍，于是照单买了不少。当然有的看过，有的也没怎么翻。呵呵，也就看看。
前几年读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于《金瓶梅》，印象最深的是“性就是死”的观念，这自然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对那些纵欲主义者，但是一般人对这个东西还是放不开，比如今人很多夫妻把他们之间的性行为落到周公大礼而不是向西方的做爱，也还不是中国固有的鱼水之欢。其实中国的传统里，也有对性的美的观念，只是不为正宗儒士或人所认识。而弗洛伊德认为人最深层的意识----无意识---核心就是性意识，到劳伦斯，认为性就是美，人们想要爱有生命的美，就得敬重性。所以，从今天人们已经把幸福做性福看，大有全天下皆是劳伦斯信徒的味道了。
从实践看,今天的成人似乎也还没有比较健康的性观念，若干年前读潘光旦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潘光旦说，夫妻间舔阴咂阳是愉悦的，是好的，多少人能接受呢？我们离性是快乐还有一段距离，把性上升到美，那还得经过不懈的努力啊。文艺复兴时的瓦拉反对教会的禁欲，认为禁欲会毁掉一个人，人们应该追求现世的生活，应该追求性的快乐和美，看来追求符合道德的性爱不是罪过，而是对生命的美的追求。

七四
文艺复兴时期的费奇诺，在他翻译柏拉图的作品中，比较早地使用“学园”这样的词，之后当时的人大多数使用，其意一般指组织松散的同人学派，没有什么硬性的纲领和组织原则，和当时的“学院派”相对。而且费奇诺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把他们的能力、智慧和意志协调起来，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大概费奇诺以为，学院有可能走进类宗教或者政治性的死胡同，而放任自流确实成就不了大事，所以只有像“学园”这样的组织再好不过。比如孔子和他的弟子那样的团体。
按照科林斯的观点，知识的产生和创新必须有交流和对话，这位美国城市研究之父具体论述这种“对话与交流”的普遍模式——城市——说：“细检人类文化史，我们很难想出哪一位伟大人物不是城市人，即使他们不定居在某个城，也少不了和巴比伦、雅典、耶路撒冷、巴格达、长安、洛阳这些伟大的历史名城有直接、间接、万缕千丝的联系。”中国的学术发展也是这样，最早的诸子百家就是这样组织松散的同人学派，之后秦汉、唐宋、明清的学术或者书院，都和这种“学园”模式有关。
进入当代社会，组织管理精细化，社会对人的控制扭曲得如机器一样数字化后，这种“学园”式的组织更具价值。在文化产业特别是教育这样的事业，接受一抓就死，一放就散的教训，应该尝试这“学园”模式，中西方的经验都证明是有效的。按理说，大中学校物质、经济都有这样的条件了，大家可以以沙龙的形式组织类似“学园”的共同体，我们也期望通过现代的学园繁荣我们的教育，不让先辈为我们汗颜。

七五
知名老中医焦树德教授和邓铁涛教授在记者采访时指出：新中国建立之后，走得是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实际并没有结合，而只是中医西医化，在这样的理念和背景下，可以说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没有培养出来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医。也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中医。
其实不光中医是这样，晚清以来，震撼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我们是在丧失自我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东西的，从哲学到风俗习尚，从政治结构到教育教材，都向西方看齐。我们没有用现代的体制培养出能看病的中医，也没有立根于中国本土的哲学家，甚至教育也没有教育出具有中华特色的人。
如果在上上世纪，那是国人自己惭愧于本土文化而转向西方，到今日的21世纪，我们已经没有能力抵抗西方强卖行为。一个世纪的不平衡发展，西方早已以自身的价值观念为核心，建立起了独尊的话语体系，即使西方大国屠杀第三世界小国寡民，那也是正义的行为。
美国著名思想家迈克耳多尔和布鲁斯鲁瑟特就认为进入20世纪的战争，特别是西方发动的战争，乃是民主制对非民主制的声讨。连战争都是这样，西方的文化、学术、时尚、商品难道不是终极真理吗？你还有选择的权利吗？
因此，今天要在各领域开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找回自我不说，还得真有自主创新的意识，也还得真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而且挣脱话语霸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七六
这几年不但像西方社会那样因为社会的紧张自杀的人多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的自杀事件也层出不穷了，城市、农村、成年人、少儿都有。吴飞在他的自杀研究里提到，自杀事件的发生，公安局看看，非他杀，则没有了他们的责任，而村委会或街道也只是表示同情。这样同样是人命关天的事，事实上成了三不管。吴飞以为，这其实是制度的冷漠，我们的政府应对这些事件负责，或者说好的政府、好的制度对人民自杀的事情不能处之泰然，对心灵的问题要关注，要有制度保障。
有学者回顾上个世纪以来私学萎缩，学术质量普遍下降，认为政府应该吸取教训，并寄希望于网络，其实网络的发展同样不能出现政府缺位，就像市场不能离开政府的计划一样，网络的自由和丰富有可能使人太个人而导致封闭极端，人失去社会性，对社会也是灾难性的，政府同样有义务摆正网络发展的方向或者社会发展的方向。当中国当下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遭到大规模的批判的时候，在学术领域由于上个世纪的“自由”导致大学书记独尊的局面正遭到广泛的批评，教授辞职，停找研究生，博士大骂一流大学教育制度，政府的职能不是容易控制的，好作用也不是很容易发挥的。
似乎应该鉴戒自然的智慧，让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体，在一个大的链条上，但是并不存在依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反思《华盛顿共识》的市场、自由、人权、消费霸权模式，比较欣赏注重个性、特色、多元和可持续发展性的《北京共识》。事实证明，像布莱尔顾问罗伯特库柏和克林顿顾问菲利普波比茨所认为的民族国家都向“后现代市场国家”发展的单一模式，在理论上是欠成熟的。所谓中国特色确实是一种关系到人类前途的探索。

七七
林清玄有一篇《黄昏菩提》。他说：“我们的青年时代，曾跪下嗅闻泥土的芳香，因为芳香而落泪；曾经热烈争辩国家民族的走向，因为那方向而忧伤难受；曾经用生命的热血与抱负写下慷慨悲壮的诗歌，因为那诗歌燃烧起火把而互相传递。曾经，曾经都是昨天，而昨天是西风中凋谢的碧树。”然而半个世纪后，年轻的一代不但和自然隔膜，和生命的激情隔膜，和自己的祖国民族同样隔膜，现在“热烈争辩国家民族的走向”并为之“忧伤难受”的尤其少了。但是全球化、现代化的世界发展格局，国家、民族的生存更是严峻。
中国人的政治热情是一代代“修齐治平”浸染出来的，但是在商业的世界的大海里泡得有些退色了。对当今世界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只有一半成年人参与的选举，他们的学者说：“今天竟然还有人似乎震惊于我们的政治好象变成了金融机构的一个分支，但是，再过20年，就根本不会有人对此感到大惊小怪了。”这是进步，还是别有用心的大众文化对世界的瓦解？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政治制度已经非常健全，也许少数人动脑筋就可以了，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向心力的政党是危险。
在我的课堂上，地缘政治，国际战略，世界军事发展，文化经济安全，我是给学生以专题的方式讲的，倒不是想让学生参与政治，但是一定要让学生清晰的活着，这世界在做什么，在向什么方向发展。

七八
近来讲张薄的《五人墓碑记》。他说：“大阉之乱，缙绅而不移其志者，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何故哉？”何故呢？在与学生的讨论之间，他们说是教育出了问题，教育让人得到一些东西,也失去了更宝贵的东西，如求知欲和创新能力，而恶的教育简直就是摧残人。今天教育的问题远非有些精英所说的公共服务产品，人民群众之所以远离小康生活，主要在于教育费用支出巨大。教育无作为已经演化成了政治危机。
担任《新政治家》编辑的英国人保罗·约翰逊有一本书叫《知识分子》，对如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等人多有批评。约翰逊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通常宣称他们热爱人类，或许真的是如此，但是他们爱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他们可以为人类设想出种种美妙的图景，但在实际生活中，在同家人或朋友相处时，他们大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者。卢梭自称生来是为了爱的，是“人类的朋友”，可是他又最忘恩负义，他的养母兼情妇华伦夫人至少援救过他四次，他也一再表示对她的感激，但是到了华伦夫人落魄时，卢梭对她的求助却置之不理，听任她贫病而死；他自称“没有一个父亲会比我更加慈爱”，但他又把五个自己的亲生孩子送进育婴堂，此后就不再过问；雪莱对宠爱他的父母十分粗暴，托尔斯泰是个“罕见的利己主义者”；布莱希特和海明威更是利用自己名作家的地位，引诱众多的女性。
约翰逊指出了知识分子致命的一种弱点：脱离实际。脱离实际使得他们的行为“抽象”起来，他们说的是一套，但是做起来的又是另外的一套。今天我们的教育似乎就是在一步步让学生脱离现实“抽象”起来，空洞的道德说教，无谓的题海战法，学生花了巨额的时间和金钱，结果综合效果比没有受教育都差。
我把《五人墓碑记》和《巴尔扎克葬词》合起来讲，和学生讨论了生死问题以及今天人们大谈的生理意义上的生命，之后让几个近来失去亲人的同学谈体会，虽然有些残酷，但是对生命和生死的真正认识是这些孩子讲了以后。教材要和现实联系起来，事件要和事实联系起来，这样就可能部分地避免约翰逊指出了知识分子致命的一种弱点：脱离实际。

七九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说，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战国、唐宋等。在这些时候，文化确实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我们可以这样推测，战国时代代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融合了，在这个基础上，到唐宋时代又融合了佛教文化而产生理学。
据说，战国诸子时代的文化繁荣得益于私学的兴起，如一介平民孔子以及他麾下的那3000弟子；而宋朝也有 “密室碑”和与知识分子“共商国是”的说法。考其究竟，实际是，文化发展需要自由的空间。每当战乱或者统治者腐败到无力控制社会的时候，文化事业就有大发展，战国、南宋、民国无不是这样，民国时期的文化繁荣结束于国共战事后的大一统。
徐雁平有一篇文章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私有财产非法化，私家藏书也集于公家，个人通过家庭学习的渠道堵死，以至整个个人空间萎缩，导致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化衰败。今天一方面个人的空间渐宽，而教育的发展尤其使大多数人可以接受基本的教育，社会具备了私学发展的条件。
对于基础教育，近几年来，随着应试教育的长足发展，教辅资料爆炸性发展，这对于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机会，教师可以利用这些资料，让学生自己先学，然后在课堂上则主要进行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探讨、研究。这在某种意义上，既克服了应试教育，又培养了学生的思考和创新能力，加上大多数地方学校网络的逐渐普及，知识资源和交流平台的最大限度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呼之欲出，而成人的独立学习——私学——就成为现实。
如果教育制度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而政治又更加清明，应该有一个文化的黄金期再现吧。

八零
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静静的春天》出版，在这部作品中，她预言性地指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追求片面增长、物质主义，污染、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当明媚的春天来临时，植物世界荒芜，禽鸟尽死，春天不会有什么生气了，那时的春天将是寂静的。正像今天人们熟悉的由罗马俱乐部推出《增长的极限》而世人认识到发展中的“极限”一样，蕾切尔卡逊的《静静的春天》让人认识到了“环境”，不过人们对后者熟知程度远小于前者。
当南美洲雨林遭遇空前的干旱，当中国的松花江重度污染，这个世界的环境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不是人们不知道怎样保护环境，而是有一种力量让人失去了理智。当环境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的时候，其实，人类的思想精神层面的问题更大，正像人类不能限制明知的环境问题，今天人们似乎也限制不了战争的问题。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时代的德国，反战人士不在少数，但是战争照样如期发生。制度控制不了人，而人的理性，在后现代以来也被否定了，面对人必须依赖的环境和精神，人到底该如何自处。
在今天的教育环境里，也存在很多类似的事情。应试教育的大盛，固然是由于教育 “指挥棒” 的结果，但是教辅后的商业利益集团也是重要原因，众多的因素使教育世界里很多简单的事实复杂化，最终导致集体无意识状态

八一
1905年，地方大员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上奏“科举不兴学校不兴”的折子，加上当时已经酝酿了半个世纪的社会要求，于是，千年来的科举取士制度寿终正寝。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2005年，有识之士再次感叹“高考不废学校不兴”。现在不是学校不兴的问题了，而是教育不兴，国家不兴。如果说上个世纪的社会发展还主要依赖于机器，则今日社会的发展没有有创造力的学生——人，那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一个世纪的社会实践，又回到了起点，这是否可以说明点什么呢？科举、应试这些是表层的东西，好的教育，一个好的社会，具体的制度似乎并不是主要的，这应该是一个整体，制度的，经济的，文化的都要配套。假如有好的制度就能够像发达国家一样把学生从纯粹的应试中解放出来，那么像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应该有快乐的学校生活，实际上，这里的学生也不轻松，在亚洲，在儒家文化圈里，读书本身被赋予太大的意义，即使有科学合理的考试，读书同样不是轻松的事，在普通人的观念里，不到“头悬梁，锥刺骨”的水平就是没有学习，必须下工夫，必须艰苦那才是学习。
也许今天解开教育死结的方法还在“依法治教”，无休止的加班补课，要根据《劳动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去杜绝；残酷的填鸭式教学，要根据《教师法》去改善；当然首先要让老师学生享受《宪法》所赋予他们的人权。这样，大力度地去推行，应该会改善当前的“坏教育”。

八二
小时侯放牲口的时候，经常到爷爷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那是些窑洞，大约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炕呀、灶呀还是能依稀分辨，窗台上的几株野草随风飘动，鼠洞狐窝遍地，表明它们已经差不多和自然一体了。
父辈们住过的地方，自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已经不傍崖打窑了，用石头和土基砌，到改革开放时，大多数人家盖了新房，前段时间回村，那些窑洞一空半空兀立在那里，似乎和祖辈们的窑洞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冯至在一篇《一个消逝的山村》记载，昆明的某座山上，在19世纪70年代曾经有过回汉仇杀，人口从140万骤降25万。到20世纪40年代，大约70年的时间，除了残存的青石板，已经没有什么迹象表示这里曾经是非常繁盛的村落，而那些山的名字、溪的叫法，也仅仅有很少的深山采药老人还能念叨出来。
看来人类的活动场所，100年能变成森林或者沙漠。物质的东西尚且如此，精神、思想的东西，想来用不了多久更会荒漠化。
“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阿托姆-哈杜的古墓，但我们坚信它就在我们的面前。（《古埃及的欲望与欺骗》）” 著名考古学家拉尔夫·M·特里利普什这样坚信他能找到法老的陵墓，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在地下被掩埋了，而我们的精神、思想、文化、观念是实实在在每天和空气、俗气耳鬓厮磨了的，荒漠化费不了多少时间。

八三
在前苏联时期的作文课上，老师布置了题目：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然后列出提纲：关于种植棉花的农民、关于挤奶员、关于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以及对保尔柯察金的功勋、对玛特洛索夫的功勋你持什么态度等等等。
学生A思路问题：“我能不能这样写，而按自己的想法写？”
老师反应：“什么按自己的想法，我看你敢不敢！回让你体会一下得一分的滋味？”
学生A作文里写道：“我还不知道我爱还是不爱自己的祖国。是的，我也许爱它，但是并不确切知道，这需要验证。”
老师批语：“这思想太可怕了！你怎能不爱自己的祖国？没有什么需要验证的！你在吃母奶的时候应当也把对祖国的爱吮进去！你得重写，并且在下一堂课之前写好！”
学生评价：学生们管这位从没有在教室有笑意的女老师叫蛤蟆。且把另外的老师叫生闷气的火鸡。学生把叫蛤蟆的这种老师的生活习性和工作作风归为老处女。个人生活不如意，把怨气都发在学生身上。
中国老师看法：可能，蛤蟆老师的这种行为不在于小处女或者老处女，在某种制度下，在一定的文化社会氛围中，个人的选择权其实非常有限，自认为非常高明的人也不过是如来手掌中的猴子。

八四
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有一个情节，是少女阿霞和在中国人眼里绝对称的上是“优生”的故事。
阿霞的中学生活大多数在健身厅和练舞场上度过，在癌症医院她碰上了一个同龄的佼佼男生，这男生即使在癌症医院也总是抱着书猛读。他“腼腆”，见了异性不敢主动打招呼，在阿霞一步步的追问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对体育也是一知半解，没有特别的技能能上场，不抽烟，不喝酒。阿霞认为他“服服帖帖和优异的功课”一定是被“整”出来的。
在阿霞充满想象力和富有激情的谈话之下，男生“对一切都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同意她的见解”。当然这里面有异性的成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好男孩、好女孩被坏女孩、坏男孩俘获也是普遍现象。在苏联，教育乃在改造人的思想，但是“改造”出来的人到底是没有多少战斗力。
我们也一再强调培养有思想的学生，但是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习得，或者思想观念的东西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为宜，似乎很少有人真正去想

八五
“这个问题早有定论，你不要再妄加评论了。”这样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还可以听到，在苏联时期那是经常要用的。
有人问：“为什么不能呢？”
有人便回答：“既然您想发表意见，那就应该具有起码的常识，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曾经写过文章，一劳永逸地批判过！斯大林同志也写过文章！还有高尔基！”
什么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呢？《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里，冉云飞曾就“生活”和“真理”的问题说过，这一课题不独是表现主义在20世纪初期遭遇了，其它那些纷乱的主义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这一难题的困饶，即便是今天也没有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生活”和“真理”的问题是这样，恐怕其它的问题也是这样，“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政治出面只能解决一时，有时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在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时代，此种情况固然难免，在经济中心时代，在所谓民主时代权威照样存在，“一劳永逸”的思想人们还照样有，超越意识应该永远存在。即如在人的成长问题上也是这样，“一劳永逸”不存在，管理者、教育者最好少强行介入，或者至少要分清哪些可以勉强介入，哪些则永远不能，尤其是德行和精神的东西，自然孕育最好，否则就有“一劳永逸”的嫌疑了。

八六
我上高中的时候，正流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以一个高中生的理解力，那感觉中国人确实不怎么好，加上历史教材中全面彻底地批“封”\反“封”，一个中学生不可能觉得中国人及其历史有多好。后来似乎又看见过《丑陋的日本人》和《丑陋的美国人》，知道哪一国的人也不怎么好，后来似乎明白那是各国人在反思自己，每一国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
今天的世界是从冷战时期过来的，那些对国家、民族的反思，如果是站在它国的立场之上，难免就成了妖魔化了。
对西方妖魔化中国，我们反击了许多年，现在总算有所好转。反过来想想，中国有没有妖魔化他国呢？
比如我们说日本。日本人篡改教科书，死不承认侵略历史，大张旗鼓祭祀战犯等等，可以说是一个死不改悔的国家。在网络上，日本已经被描绘成一个心理狭隘、目光短浅、城府深沉、动机卑琐的民族。像这些话：“日本从来没有认真反思过历史。” “日本人从根子里鄙视中国人。” “日本的文化极其浅薄。” “日本就是一个欠揍的民族，美国征服了它一次，它从此在美国人面前像孙子。” “日本人的心理就是变态。”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侵日战犯。”“日本这个民族不值得在地球上存在！” “杀光日本人！”等等，在一般论坛上很多，这能说我们是理性的民族吗？
我们一直指责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近年来，美国媒体也指责“中国妖魔化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发表《中国妖魔化美国》的社论，指责中国官方媒体充斥了“美国霸权”的声音，中国正在进行“妖魔化美国”的宣传。对此，中国《环球时报》载文认为：“这显然是‘倒打一耙’的丑恶行径。”
看看我们的历史，我上学的时候和现在比，应该理性、客观的历史内容差别已经很大了，可见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也不是很客观，对别人自然也不可能一切都实事求是了。近来袁伟时对义和团在中国历史的所作所为与作用进行了梳理，说明我们也是在“篡改”自己的历史。
中国大，历史久，从南蛮北侉，东夷西狄到拒招河南人，不要相信东北男人，中国人自己的地域妖魔化也是存在的。
在妖魔化的问题上，我们不是简单的受害者。客观对待一个国家、民族很难，客观对待一件事很难，客观对待一个人尤其很难。处于成长时期的青年，我们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尤其是负面性的。

八七
9.11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傅瑞德门（Thomas Friedman）写了很多批评伊斯兰的文章，而在批评沙特阿拉伯政府方面则尤为激烈，但沙特阿拉伯的主要报纸却设立转载他文章的栏目，全文翻译他的专栏文章。一位沙特阿拉伯人对他说，我恨透了你写的每一个字，但我们得让沙特阿拉伯人知道你的看法、我们需要外面的声音。
我们近20年一直坚持改革开放，改了不少，开放了不少，在经济领域，开放到快失去控制了，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了真正的开放心态呢？我们从官员到普通公民是不是达到了君主制国家像沙特阿拉伯的水平呢？
我看未必，似乎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当年布什访华，美国主流媒体报道说，这次布什和江泽民的记者会以及布什到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国方面同意不加删节地全文播出，是中国的一个进步。量一国元首访问，也不至于泼妇骂街、狗血喷头，让被访问国太难堪吧，何至于要“删节”呢？这是认识和心态问题。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心态不健康，认识有问题,其实人家不说，难道我们自己就会不知道？
想起一个故事，说一个老太太要出嫁自己的女儿，安顿女儿要如何如何搞得夫家鸡犬不宁，女儿说，您这不是教我学坏。老太太回道，这就对了，不学坏，还不学好吗？我们没有外面的声音，就不会对内里的声音认识清楚，给公民、学生一些反面的东西，不是洪水猛兽，相反让他们在多元的环境中，会学会思考，会学会创造。
如果我们的内里是好的，就不怕外面的；如果外面是好的，就应该学习人家。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吗？

八八
在指导学生阅读和价值观培养的时候，偶像崇拜是一个绕不过的东西，而且成人一般以为学生崇拜的那些人物不过是垃圾而已，然而，学生不崇拜那些又崇拜什么呢？成人心目中的那些人物，学生很少具体知道，而媒体对学生的狂轰乱炸是学生对当红明星耳熟能详，如何不崇拜呢？
目前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着“偶像崇拜”现象。调查显示，青少年中，有5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其中初中生的比例达49.3%。并且崇拜外国和港台“明星”的人占60%多。而崇拜的偶像中，99%以上是影视界和体育界“明星”。可见这是正常现象，相反连一个崇拜的明星都没有那才是悲哀的。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实在是教育和教育者的无能导致了偶像崇拜的垃圾性，学生缺乏健康的生活，学业负担太沉重，没有丝毫个人自由的时间，容不得一点个性；讲台、教材上讲的尽是些连教师都不太相信的东西；统一、死板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怎么不让学生“思想出走”？
朱永新曾经讲，他致力于使他的实验学校每年有50场以上的各类报告，而且我知道，朱永新的实验学校要建成书香校园等等，我想如果我们按照“新教育实验”的路数走下去，学生的生活必是健康的，也决不至于高中生了还是低级的崇拜。我所带的班级，尽力在自己一个班级内给学生营造和谐的气氛，班会、大多数自习由学生自主举办各种活动；我给学生定了《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青年时讯》《青年参考》《南方周末》，每个学生手上至少有一种杂志，每周利用网络浏览一周重要新闻、热点，学生建立起自己的兴趣中心后，进行专题阅读，辅之以随笔、报告和专题讲座，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垃圾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