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
有关“超级女生”现象，零点公司在北大做了一个调查，表明“超级女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市场不是很大，它的“粉丝”主要在中学里,于是有人据此又对将高考作为人生目标的高中生大加讨伐。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爱谁是谁没什么大错，“超级女生”也是客观存在的。说到底，偶像崇拜多少还是具有宗教性和文化性的，比只看重物质或追求美金要好一点。而且，在今天的消费社会，偶像崇拜是要花钱的，花钱就是消费，消费多少可以促进经济,为促进经济而疯狂，多少也是爱国行为嘛。
所以我鼓励学生的偶像崇拜，而且给他们讲偶像崇拜。偶像崇拜的情结应该源于宗教，有有形偶像和无形偶像之别。有形的如佛教、基督教，估计和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关，能造出来嘛，亚洲的石窟、希腊的神殿就是这样；无形的如犹太教、伊斯兰教，之所以无形也许是为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或者怕社会动荡，本民族之神像落入外族手中被亵渎。同学们的偶像都要弄个画，照个像什么的，自然是有形的了，所以和佛教、基督教相类。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同学们信的这个有形宗教对人类的贡献很大，因为要有形，得造像，比如佛教的石窟艺术和基督教的绘画艺术。云冈、龙门的石雕和西斯廷的壁画同学们都熟悉。卡尔·考茨基（1854一1938年）在其著作《基督教的基础》中指出：“以色列人由于工业和艺术的落后，从来未能完成那些在工业和艺术上发展较快的民族所经历的过程，没有用神的形象来替代那些作为精灵或神的住地的神物。在这方面，他们仍然处于贝都因人游牧部落的思想方法状态。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用图画或者形象来表现他们自己的神。”“都因人游牧部落的思想方法状态”这个词大家要仔细理会，那是比较原始的了，把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拿来似乎更易理解。
相反，有形宗教要借助造型艺术给神以物质的形象，一方面可以促进他们的工业和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富有艺术的、个性的、理想的形象，能够以异于常人的魅力、威严、形体，产生令人敬畏的慑服效果，使他们的信徒活得崇高。大家的偶像崇拜能够促进你们的“工业和艺术”的进步吗？能使你们的生活崇高一些吗？这应该是大家在偶像崇拜的同时应该思考的。
学生只要在一个比较宽阔的知识背景下理解“偶像”的问题，他们就能够正确处理“偶像”的问题，健康成长只是时间问题。

九零
年末岁尾，在中央电视台相继播放了《亮剑》和《沙场点兵》两部电视剧，加上小说《狼图腾》的热销，舆论似乎是在呼唤民众的狼性。能源危机、地区冲突挟裹着中国进入2006年，这一呼唤显得尤其紧迫了。然而，特定的国民性能在短期内造就吗？
当教育以服从为规则，当自主和独立被视为叛逆，当安定团结成为社会价值中心，我们的公民早已经变成了羊；当蓝天谍眼如隼，当国门外舰船游弋，当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粮食的安全问题都岌岌可危的时候，才知道狼性的重要，是不是已经晚了？
快放假的时候，班上发生两起打架事件，按学校政策，统统开除，我没有报上去，并且在班里进一步表扬：有血性！
因为我的教育理念之一就是血性，当所有的政治手段都用尽而矛盾仍然不能解决，那就动手——使用武力。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失为训练血性的有效途径。当然打架的事件结束，双方要坐下来继续谈，把是非搞清楚，该负什么责任负什么责任,能握手言和那最好。
我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尊严，尽可能多地和学生交流，我不批评学生，不“骂”，允许学生犯事，有事说事。我不怕事，也让学生不要怕事，什么都要敢于面对。我经常在课堂上讲，一旦国家有事，我立马弃笔从戎。我认为我的学生心灵是健康的，他们是有血性的。假如国家需要他的公民具有狼性，我想，我的学生有。但是我不去追求什么狼性、虎性，我要我的学生有现代社会公民的正常秉性。

九一
近日，读到这样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位中国教师前不久在美国纽约的一所公立小学访问时，试着提了一下一个小学生的书包，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小学生的书包重得他差点没拎动。更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如此沉重的书包里没有一本是为应付考试用的辅导材料和练习题集，倒是装了好几本厚厚的介绍古罗马文化的书。
有关方面曾经对中国儿童和美国儿童阅读作过对比调查，相同年龄美国儿童所阅读的书籍是中国儿童的60倍。
阅读量的严重不足，无疑将会对孩子的知识结构、知识面、视野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最终会导致孩子缺乏创新能力。然而我们其实是非常重视阅读的，从耳熟能详的“读万卷书”到“中学生必读书目”，从民间到政府历来如此，何以最应该读书的中学生和人家竟相差几十倍？
也许和我们的读物有关系，学生应该看的东西太生涩，不应该看的又过弱智。比如古典读物，蔡志忠的也许太“漫画化”，而南怀瑾又过“象牙化”。于是想起威尔·杜兰特，他终其一生将深奥的哲学通俗化，“热情地致力于将哲学从学术的象牙塔里解放出来，让它进入更多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哲学实际上成为为数不多的哲学家的自留地和陈设品，“人民不了解哲学，哲学不关心人民”。因此，杜兰特的研究“使全世界范围内的读者不断得到到教益和愉悦，使上百万人的生活更丰富，也使人们更宽容” 。
《世界文明史》、《历史上的英雄》、《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这些书都是中学生可以读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有责任感的人似乎很少。叫嚣中学生读书的，写不出来；写出来的，又出版不了，或者即使出版了也进不了中学生阅读的渠道。这样说来，中学生的阅读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读不读的问题了，甚至不是教育的问题了。

九二
近日翻看从学生手里借来的《退步集》，陈丹青在《在中国人为什么画油画》里质问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拙劣的模仿西方，这令正在崛起的中国人感到多少有些尴尬，当然陈丹青最后的回答只是：“我不知道。”在《常识与记忆》——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人文讲堂讲演——里说今天大陆的故宫里珍本书画有九万件之多，可是展出的不足三分之一；而接受齐白石全部手稿、草图和晚年精品的北京画院，只是把那些珍品以最简陋的方式或叠或于破烂的塑料袋搁着。
陈丹青说：“美术馆不是挂几幅画，摆几件文物的地方，也不完全是开展览的地方，美术馆博物馆顶顶要紧的，是它的文化形象，是它的社会角色，是它的教育功能，是它在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作用，美术馆，是一本活的大百科全书，因为美术馆的对象不仅仅是艺术家，而是所有人。”
陈丹青说中国没有什么象样的美术馆，仅上海一所博物馆还勉强可以看看。然而拥有5000年历史中国却没有一座全球十强美术馆，是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庞大、漫长而来的国度是否是文化的空壳呢？
想着这样的问题，随手翻动着笔记，《青春期“追星综合症”观察与透视》《青春期“叛逆综合症”》《“秽语综合症”与青春期的困惑》《青少年“拖沓综合症”分析》《网络成瘾综合症》这样的零星笔记跃入眼帘，竟然想不起是何年何月所记。自己是老师，在这个行业也做了近十几年，对于教育的细节，非常具体的问题甚至教育的根本问题又有多少内容呢？老师们都在讲新时代的教育，我们面临的教育到底是怎样的教育？我们思考过吗？我们对于自己经历过的棘手的教育问题，我们研究过吗？我们给予了自己的教育行为以文化的内涵吗？
教育对于我，是“挂几幅画，摆几件文物” 、“开展览” ?或者是“文化形象”、作用是“活生生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不也无异于是空壳吗？

九三
寒假回老家和父母兄弟一起过春节，听父亲说，冬天村委会改选，那不异于一场革命，原来无法无天的村长被罢免后，马上有人开始活动贿选，其间几方人士拉票、游说、威胁、欺骗都上场了。母亲插嘴说，邻村选的时候打起来了，村里某某的亲戚被打断两根肋骨。看来这乡村改选，也是利益再调整了。
回到城里，便有《管理，向西门庆学习》热卖，而且促销广告是：学习西门庆好榜样！就差“大海航行靠舵手，经营管理靠西门庆”了。众所周知，《金瓶梅》中西门庆是典型的官僚、恶霸、官商勾结的奸商，其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腐败罪恶行径同样与他寻花问柳的流氓行为被世人所不齿。就算西门庆真有所谓成功的经营理念和可以效仿的模式，但那至多也就是 “官倒”模式。难道，官商勾结和贪赃枉法的经营手段也是现代企业家学习的典型和榜样吗？
由此可以略见当下社会心态，无独有偶，1946年，孟超先生也有《金瓶梅人物论》之《西门庆万岁》之说，可那是借古讽今之作，矛头指的是抗战中大发国难财和战后疯狂“劫收”的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豪强。试问，今天，向西门庆学习，究竟要学些什么？
打开网络，随意浏览，以“皇甫平”《改革不动摇》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叫嚣；以“争议人物”仇和为代表的人事调动（仇和已调升江苏省委书记，该书记主张在“卖光国有资产和清除动迁障碍”方面实践“三个代表”、体现共产党员先进性）；以“国资委开禁MBO”为代表的私有化进程（即管理层赎买企业股份的制度）刻入脑际。有关人士称中国的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是的，中国将进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社会还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几年应该是分水岭，从农村、城市的意识氛围看，情形似乎不容乐观。想想少数富翁全世界洒金泼银，而多数下岗工人与农民的贫寒，西门大官人的这几句名言，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
咱闻那西天佛祖，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一零五
西谚有云：“越是一文不值的，越是装腔作势。”对身份一般的人来说，装腔作势也仅仅是多了点笑谈，但是处在领导岗位上的装腔作势却是却不仅仅是令人厌烦，乃领导所领导的这个集体更是危险。前一阵子，经历了一个校长，原是公社书记出身，经的事情比较多，讲话很慢，当然也似乎很威严，把一个学校玩的团团转，而且似乎教育局甚至市政府也不放在眼里，这样经历了几年，终于他说：“领导就是权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先进性、八荣八辱，这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嘛。我们市里主管教育的市长不是教育家吗？古人说的‘学而优则仕’不也是讲这个道理的吗？”于是乃校长虽然没有上过多少学，但是什么课也听，而且自己说绝对可以给被听老师公正的评价。说，我主要看学生的反应，有反应，就差不多；反应激烈，就是好老师；出现睡觉的情况，就是差老师了。听听，简直可以在教育史是独成一家，大书特书了。
最近又经历一校长，学(shanqu100zi)新鲜！确实是新观念，这当然应该属于新后后后现代理论了。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学校熏出来的气氛，那不是很直冲天地吗？
西谚把这种“装腔作势”归于自傲，我看呀，纯粹是无耻！

九四
针对05中俄军事演习，化名为爱瑞斯特·马林的美国军事评论家在《亚洲军事了望》称：“中国军队规模战术比较死板，条例性很强，刻意遵守所谓严格纪律，一旦失去中央指挥系统，那么其他分队将陷入呆滞状态。即使失去2级指挥即营团级指挥，也立刻会变得拘谨。甚至原地待命。这种不是很灵活的战术运用，将无法发挥数字化分队特点。” 马林指出，这与中国的部分中高级军官为了避免所谓“责任”所导致的。
假如真的是这样，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反过来我们反思一下，是什么造成了我们“部分中高级军官为了避免所谓“责任”失去主动的呢？我们的军队正在科学化，正在数字化，数字化的核心就是要发挥分队的特点，但是我们刚好失去了这个特点。是军队的制度造成的吗？我想不是，军队致力于数字化决不会让目标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估计和我们的军官思想有关系，而且这个思想又和我们军官成长的整个教育有关，特别是基础教育。
今天在全国盛行所谓西方工业社会的量化管理，将学生看作物来管理的思想，必然使学生失去自我，失去创造，长期“圈养”，脱离生活实际，当然也失去了勇于负责的能力。如果我们这种把学生当物质的管理措施推行若干年，不是军官避免所谓“责任”，小偷大盗也将避免“责任”。

九五
班级就是一个社会。比如座位问题，所有同学前后左右循环，这应该是绝对的社会主义；以分数为标准，按分数让学生从高分到低分任意挑，这应该是资本主义。如果这种资本主义再加上班主任的惟我独尊，估计这个班级就有封建味道，如果班主任还好动手什么的，估计奴隶社会也未可知。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早成了历史，现在一国两制是时髦，两种制度也应该共存于一个世界，当然也应该共存于一个班级。所谓班级资本主义就是要讲民主，有比较健全的制度，班级学生按分数竞争，高则好，低则差，而且类推出高是学生水平高，低则是他水平低；所谓班级社会主义就是要有一定的计划性，要充分发挥组织的作用，牺牲大部分个人尊严以及个人利益，宣扬理念乃是让大家都健康成长，过上好日子。
北欧经济学家伊萨克森、汉米尔顿和吉尔法松在合著的《理解市场经济》一书中说：“没有所有权，就没有资本家；没有资本家，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市场经济。”今天市场经济是普遍真理，一个班级，是班主任的班级还是大家的班级，这是根本问题，此观念正确与否事关学生的是否健康成长，很多班级最后实际放弃学习成绩的中下学生。由此，很多老师可能认为关注差生是真理之举，其实优生没有进步同样是失败的。班级是大家的，每一个学生包括老师都要成长，否则就是丑恶资本主义。
瑞典经济学家克拉斯·埃克隆德在《瑞典经济——现代混合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并非取决于市场经济的程度，而是由所有制状况所决定。”他提出：私人所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私人资本主义”，集体所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这样的观念，班级应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们的社会也还是在探索阶段，所以班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没有现成的经验。
其实，就我个人的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倒是从班级管理中学习可以学习。真正从学生的成长角度制定制度，建立集体的民主的决策机制和机构，具体实施则由这个集体任命，该被任命人自主组阁，被组阁者独当一面，单人负责。并且成立有监督和评价机构等等。

九六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梁思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古代雕塑史》上了自己的书架，跟着买了不少建筑的书，一次还从地摊上淘了《中国古代建筑术语词典》和《中国标准化》，后来又有《外国建筑艺术欣赏》，不过真正感受到建筑艺术还是来自丹纳的《艺术哲学》。到刘天华的《凝固的旋律——中外建筑艺术欣赏》，赵鑫珊《建筑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跟着林徽因欣赏建筑》上市，神州大地的建筑游已经热火朝天了。
比如古镇旅游。这在当下很时髦，一阵子热风过来有点头晕，市面上古镇旅游的书也很多，这更助长了识几个字的小白领们的热情。然而，城市的人群一下涌入这些地方，又使这些地方实在受不了，尤其是那些在高原和山区的古镇，爆炸性的人群足以破坏当地的环境。同时古镇旅游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浙江西塘古镇，在旅游开发中，把原来的青石板铺的街道都改成水泥，结果造成了许多问题。青石板的街道不用下水道可以渗水，而且这些水又慢慢渗到河中，使这里的水源始终充足、清澈，而且还保持了水土，植物茂盛。但是改成水泥路后，一下雨，雨水迅速流到河里，既不能保持水土，又造成河水暴涨和污染。在古镇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毁灭性的开发是普遍现象。当然这样的开发也许比养在深闺好一些，因为我们一代人缺少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和建筑文化的教育，古代建筑难免造成生活上的不方便，干脆拆倒改成水泥平板房，大张旗鼓地以旅游开发总还多少可以保护一些。
古镇的命运可能也是中国文化的命运，怎么保存，怎么发展，费人思量。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有些出版社致力于建筑书籍出版的原因，这至少可以弥补国人一些建筑文化的常识。记得几年前读了贝聿铭的传记，竟然给学生开建筑讲座，还给山西的报社、旅游局写信，让山西旅游学校开设建筑艺术的课程以促进山西旅游及建筑文化的普及；在宁波万里国际学校的时候，甚至和宁波建筑设计院联合就学校的建筑开发建筑艺术欣赏的校本课程。哪里懂得，建筑问题，古镇发展，建筑保护，民族特色建筑的创造，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正如一个人，有几本建筑书未必就懂建筑，国家印几套建筑书也不太可能就促进建筑的文化化，那是需要时间，需要有所作为，需要文化的综合系统的发展。

九七
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承认做假，韩国人痛呼“国耻”，而中国教授抄别人的书，研究生、博士明目张胆做假论文，似乎少人问津。今天的中国，政府官员做假政绩，学者做假文章，人民群众做假产品，造假已经是普遍现象了，死心眼较真才叫人奇怪。
牟宗三先生似乎在他的《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国文化的特质》等书中有道统、学统、政统之说，现在看来，这三统是统统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然而今天我们要实现现代化，世界是讲法律的社会，这侧重道德精神层面的“统”是否会起作用呢？或者法律的社会和统的社会是否可以兼容呢？
牟宗三先生说：“中国本有之学的意义以及基本精神则限于‘德性之学’——‘道’的一面，亦即对宇宙人生的最高与最后真理的追求与认识”，他认为，现代中国文化应当依托固有之道统，开出科学“新学统”与民主“新政统”。成中英在《中国哲学当前的核心和周边问题》中则认为：“学统可以看成是知识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道统则可看成是价值理性及本体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所谓政统则可看成是决策理性与行动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也有人说，在《大学》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讲的是学统，诚意、正心、修身是道统，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统。
其实三种认识本质上是一致的，道统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孕育出学统和政统，至于学统和政统，在科举时代，应该是学统大于政统，一方面所有政府官员都是从“学”而来，然后“学而优则仕”。所以我们可以说，道统孕育学统，学统再孕育政统。但是从五四以来，中国的道统在西学和革命中的飓风中荡然无存，共和国建立起来后，学统寄生于政统。如地市级教授，处级和尚。和学统有关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按行政归类，反思近50年的历史，“对宇宙人生的最高与最后真理的追求与认识”、对“价值理性及本体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似乎还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最根本的东西缺位，而权力又没有限制，腐败横行，政统疲软，学统如何能独清？学术腐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九八
据说，刚刚去台湾当客坐的清华王小盾教授，因为桃色事件，被人家轰出校门了。细节是王的研究生下课后跟着先生回宿舍请教问题，准备离开时，王从她背后环抱，强行非礼，女研究生奋力挣脱而报警。
王教授的行为当然是斯文扫地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两情相悦，教授和弟子的风花雪月也不是多丑恶的事。归根到底是大陆的教授对学生具有行政的权力，教授借政治权力而把握着学生的命运。风花雪月借它力而行自然是丑恶的了。而且事实是，大陆的研究生、博士对导师来说，大多数是廉价打工崽而非求知人，师生关系异化为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人际关系是这样，自然整个学术气氛也可想而知了。既然学术已经行政化，所谓学术腐败，就没有道统学统委地之说，最严重也仅仅是一个行刑事案件。
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并不强求学生上课和学习教科书，只要求参加午茶会，这个茶会被称为天才和天才的对话，而且普林斯顿大学的洛克菲勒基金对其所聘的教授也没有研究任务，被聘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研究十分无用的项目。如拓扑学、代数学、数论和博弈论。正是这样自由的学习研究气氛，孕育出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学生与老师的有限自由还是应该有的。
中国大学被自上而下严格的程序扭曲了，自然教授也不例外，在大陆校园的那场风花雪月搬到台湾并不灵验，相信，到国外，就不是“被人家轰出校门了”，得坐牢。

九九
《知无涯者》是印度籍世界著名数学家拉马努金的传记，这位数学家没有受过严格的数学训练，却独立发现了3000～4000个公式，当英国数学家哈代研究拉马努金的数学笔记时，他估计大约有2／3的公式，欧洲数学家已经发现的，不禁感慨：一个印度人孤独地对抗着欧洲积累百年的智慧。
据说拉马努金上小学的时候，成绩较差，不得不退学，但是在做工或者是做家庭教师时读到一本数学公式手册，于是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边做工一边研究，终于进入数学的盛殿。
兴趣爱好实在是了不得的东西。班上有一个小女生，作文写得很有思想，而且比较敏感，当时我正翻看冉云飞的《尖锐的秋天——里尔克传》，感觉这女生应该可以从里尔克那里找到灵感，于是就让她看了，一看而不可收拾，又是抄，又是写，放假的时候，又从我这里拿了《里尔克散文》，说实话，里而尔克的散文，我只看了一小部分，其余的看不进去。然开学来，该女生竟然给看完了。又拿了里尔可的《艺术家画像》看。后来又让她从网上搜索里尔克，她占有的资料就更多了，这之后，她自己完全可以独立读书学习了。
可以说那三本书，已经基本让他进入了里尔克的世界。这主要是她有里尔克的兴趣爱好。兴趣爱好加专题阅读，我觉得是学生成长的有效途径，虽然不太会让他们成为拉马努金那样的天才，但是会给他们的人生打下厚实的低色。

一零零
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世界的时候，有谁记起赫尔曼·闵可夫斯基。今天我们知道，没有赫尔曼·闵可夫斯基的“四维几何学”是不可能有“相对论”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似乎没有历史意义上的某些问题的常识，仅仅是把从历史剥离出一个突兀的结果而了解。这极易造成肤浅的认识和经不起考验的思想，当然也极易造成可笑的个人崇拜。
记得几年前，放假读妹妹从大学图书馆借回来的白寿彝的书，知道，其实记传体的历史方法是不能全记在司马迁的头上的，在《左传》，在《竹书记年》里，记传的雏形已经不少了，司马迁的伟大在于集大成了。现在想来自己对司马迁的看法似乎不仅仅在于他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写法，而是他“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魄与成就。这“气魄与成就”是真正的伟大之处。
近来市面上有《大学名师讲课实录》，看看确实是名师，讲的课就是不一样。由此也想到明国时代的名师和今天的名师。今天的名师很时髦地借一当下大众接受的时髦理论叫嚣一番，媒体不负责任地胡乱吹起，照这样的标准，20年前则没有名师了，其实不是，相反倒是几十年以后，当代名师便不见踪影了，历史却能淘里沥出曾经的非名师成为真正的名师。有些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经的起历史的考验的，有些人的东西注定只是政治的附属物，那一个时代一过一文不值。

一零一
因为原校长辞职，放寒假没有人承担责任，所以没有补课。于是开学了便很少放假，于是学生便不满，说要上访，于是副校长和教导主任给班主任开会。说，要和学生讲清楚不放假的道理。于是班主任便说，不放假，宿舍又不让洗了衣服晾晒，内务如军人一般，学生如何换洗衣服?副校长便说，可以在班主任会上说一说，反映反映嘛。话未说完，主任突然愤怒起来，说，他老汉家的自行车放在楼下，保卫科几次给扔了。说，他和保卫科的人说，再扔，小心点。于是就说你们班主任开会什么也不反映，领导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狼起得早，比鬼睡得迟，累，活该！
其实是该主任隶属于该副校长，主管教学，另一位副校长管政教，两个对一个有意见。反映什么，今天开会说不放假，还不是你这个“上边”说了算，班主任、老师、学生不是只有服从的份吗？理解了不放假要执行，不理解，这不是让班主任如何也要说通嘛，怎么能“通”，还不是强迫吗？在学校的整个体制中，就没有老师和学生说话的份。
不过主任的这一思维正和汉娜.阿伦特类似，阿伦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
按照阿伦特的思想往下走，在公民没有发言权利的体制中长期生存，公民们都变成没有思想的动物，而且甚至会无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这就是所谓平庸的邪恶！
但是长久以来，个人已经成为整个体制的小细胞，首先是是失去思考的可能，如果有思考的能力，又是怎样去思考，怎样去按照自己的思考做出选择呢？
阿伦特在1964年发表的演说《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指出，"不参与者……是唯一能够自己作出判断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比别人优秀的价值观，也不是因为旧的是非标准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头脑或良心之中。那是因为他们的良知尚未进行所谓的自动运作，也就是尚未形成一套学来的或天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他们的标准不同于(一般的大多数人):他们会问自己，我干过这种事情后，究竟还怎么能心安理得?……这种判断的先决条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智力或者对道德的精细分析，而只是扪心自问的习惯，也就是自己和自己默默地对话。“不参与者”，看来只能是甘地的途径了。

一零二
2006年3月13日晚，一个学生从五楼栏杆摔在四楼地上，脸部受伤。调查说是该生在栏杆上玩所致，我倒觉得把这一事件归于教育所致更恰当。每天15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间，任何一个人都会精神恍惚；一个高中生，糟糕的教育导致他无聊玩栏杆，如何不坠地。
孟子有“恻隐之心”，屈原“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忧患黎元始，叹息肠内热”，康有为曾大谈“不忍之心”。今天我有“叹”吗？恐怕没有了，以上几位的“心”叫忧患意识，我看我基本是没有“心”了，有的只是“为孩子好”，“今天吃点苦，将来有个好前程”。然而仔细想想，“为孩子好”，孩子真能好吗？“今天吃点苦，将来有个好前程”，孩子们明天真的有前程吗？恐怕未必。我们的“心”，本质上对学生还是极权，和纳粹对德国人，斯大林对苏联人一样。阿伦特在《极权主义之源》中说到，极权统治可以用它所控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机器对一般人进行洗脑，其全能性不只在于扑杀一切异端思想，更在于封杀一切可能产生独立思想的社会空间。具有独立道德判断力的思想，即使产生了，也只能偷偷存在于个人的隐私领域中，一旦公开表现出来，必然给思想者招致杀身之祸。
老师已经用“为学生好”把学生洗脑了，把学生所有的时间、空间都侵占，封杀了学生思想的成长，学生只能用隐密的坠楼来反抗“杀身之祸”的非人道。

一零三
密宗有“密无师承，不可滥学”的话，有人问十五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荷兰思想家伊拉斯谟：“最大的愚蠢是什么？”他答：是 “学不该学的东西——滥学。”密宗的话当然是讲要让真正配学的人学的，伊拉斯谟的意思大概是研习最原始的宗教之类的东西吧。悬想在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知识和宗教思想斗争激烈，胜负事关人类前途，学什么，不学什么当然重要了。
伊拉斯谟的思想集中在他的作品《愚人颂》里，该书从一个自称“财神普路托斯的女儿”的愚人闪亮登场开始，公开发表愚人对人类的种种好处，涉及到人类的友谊、爱情、土地、法律等的方方面面。书中颂扬的“愚”，是表示宽容、自爱、自然、纯真等意思，而这一切，恰恰是整天戴着宗教假面具布道的“智”者们所没有的。
为此，房龙在《予世界以“宽容”的哲人》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哲人：“伊拉斯谟固然很温顺，却也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大论战，并且精确地操纵了各类武器中最厉害的一种———幽默远程大炮，从而使自己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时的天主教徒们就骂他是“基督教的败类”、“不信上帝的骗子”）。炮弹里装着由他的智慧制成的芥子（一种植物）气，径直射往敌人的国土。伊拉斯谟式的炮弹种类繁多，很危险。一眼看去似乎毫无害处，因它没有噼叭作响的明显导火索，倒像是绚丽多彩的花炮。可是，上帝保佑那些把这些玩艺拿回家让孩子玩的人们吧。毒气肯定会进入幼小的心灵，而且根深蒂固，整整四个世纪都不足以使人类免除后遗症。”
对今天的人来说，极具个性的语言风格已成为绝响，可能和他们从小语文教育太规范、科学有关，加上应试的压力，阅读面太窄，压根不知道世界上语言的奇妙。看来，幽默的语言风格是需要些“滥学”的。对世人“根深蒂固”的影响那是需要识见的，这似乎也需要“滥学”。今天学科、专业的精细化，已经成了影响人类发展的严重问题，世界急需要通才，而通才也是需要“滥学”的，当然，通才不是杂才，先是才，然后是通。
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学生，却需要警惕“滥学”，以前说开卷有益，现在未必了，印刷术发达的今天，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垃圾读物，学生一旦陷进去，别说无益，人可能都坏了。

一零四
伊拉斯谟说：“如果你有一点钱，你将怎样花？我拿来买书，如果还有剩余，才买食物及衣着。”这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首先要打点自己的精神生活，然后再考虑生活的必须品，奢侈品嘛。可以放到第三位的。
我上初中的时候，记得语文老师说有个村子的一个女孩子背会了《史记》，写作文非常了得，于是自己向家里要了些钱，去书店买书，好象是北京出版社的《唐诗选注》和一本《如何写说明文》的书。当然自己的第一本书是“小人书”，那时我才上小学，是托在乡中上学的本家哥哥买的，大概那时流行三国，也没有说书名，大概以为三国的小人书也就一本，哥哥于是买回来一本《甘露寺》，以后似乎用自己的零花钱又买过几本。这样就开始了自己聚书的生涯，高中读了不少柏杨的书，大学和几个同学比着买书。而且今日的书架上颇有几本聚书、出书的书。如爱德华。纽顿的《聚书的乐趣》，钟叔和的《书里书外》，沈昌文的《阁楼人语》，叶灵凤的几种《读书随笔》等等。
《聚书的乐趣》里说到一个爱书人，名叫哈里，当年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他刚好在船上。悲剧发生前，还有一个故事：哈里经过长久的等待，终于买到了他所心仪的1598年版培根《随笔集》，临行前他这样说：“我想把这本培根的小书放在口袋里，如果船沉了，它将随我同去。”不料，一语成谶。不过，哈里之死虽然不幸，但他能与最钟爱的书一同离去，对嗜书如命的人来说，也算是很好的安慰了。
自己当然还达不到与书存亡的境界，但是，有时候突然想起某一本书，便寻不得，冥思苦索，依稀记得是某某同学借了未还，也是极为难受的。细想起来。不见的书名会冒上一串。其实，每带一届学生总要失去一部分书。于是不免心痛几天。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藏书忧》，文中慨叹那些博学的老者，当他们的个体生命行将消逝，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便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这样想着，慢慢也就平和了，散于学生手中，适得其所嘛。
自己喜欢读书、买书，也常启发学生读书、买书、藏书，也还真有几个读书的种子，其中一个上了军校，从黄仁宇到《剑桥中国史》，从陈寅恪到《资治通鉴》，孜孜以求，读书不措。想来，他读书买书的已经成为习惯了。

日出兄出来了,我也来冒个泡泡,HEHE.

一零五
西谚有云：“越是一文不值的，越是装腔作势。”对身份一般的人来说，装腔作势也仅仅是多了点笑谈，但是处在领导岗位上的装腔作势却是却不仅仅是令人厌烦，乃领导所领导的这个集体更是危险。前一阵子，经历了一个校长，原是公社书记出身，经的事情比较多，讲话很慢，当然也似乎很威严，把一个学校玩的团团转，而且似乎教育局甚至市政府也不放在眼里，这样经历了几年，终于他说：“领导就是权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先进性、八荣八辱，这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嘛。我们市里主管教育的市长不是教育家吗？古人说的‘学而优则仕’不也是讲这个道理的吗？”于是乃校长虽然没有上过多少学，但是什么课也听，而且自己说绝对可以给被听老师公正的评价。说，我主要看学生的反应，有反应，就差不多；反应激烈，就是好老师；出现睡觉的情况，就是差老师了。听听，简直可以在教育史是独成一家，大书特书了。
最近又经历一校长，学心(shanqu 100zi)新鲜！确实是新观念，这当然应该属于新后后后现代理论了。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学校熏出来的气氛，那不是很直冲天地吗？
西谚把这种“装腔作势”归于自傲，我看呀，纯粹是无耻！

一零六
记得读杨东平编的《大学的精神》时，里面有完整的王国维墓志铭，抄了来,翻来覆去地背。如今人到中年，个人、孩子、家庭和工作，诸事纷繁，愈发能体会那保持自我的艰辛，吾人俗蒂的桎梏恐怕此生难脱，而要“思想自由，精神独立”那更是第100个五年计划的事情了。手头上有王佐良教授的《并非舞文弄墨》，培根的随笔选了不少，近来孩子买了一本语文新课标必读的《培根随笔》，随意翻翻，如何培根没有一篇《论自由》呢？想想，培根的人生里，难道没有“自由”，我想一定不会，应该有，总是大不列颠离我们这里太远了，翻山跃岭，飘扬过海给丢了吧。
文艺复兴400年来，西方文明似乎奠定了追求人的最大幸福：保持自我！法国那个罗曼罗兰甚至说：“不自由，毋宁死！”当然中国是向来有些特殊的，我们是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教化出来的。“父母在，不远游”，个人的行动自由关乎父母在否；“为长者讳，为尊者讳”，见解的自由又和长者、尊者相关。但是中国无论如何也在21世纪了，且对外开放，双向交流如洪水，怎么能不互相借鉴呢？
自我、自由需要提，需要打小里培养。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让同学们接受这样的观念。我们衣食无忧了，为什么不去保持自我呢？我们的命运不必牺牲于金钱和权势。既然我们已经衣食无忧了，既然我们也追求了自我了，为什么不能进一步追求自由呢——思想的自由、身体行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