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七
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的言论越来越自由了，这是进步，近一二年里关于左派右派的争论，关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争论，在网上看到不少。有时候很难作出选择，因为按照我们一贯的思想,喜欢给自己归队，或者给别人归队，往往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然最好能够共存，和而不同甚至多元，那是最高境界。可是按照中国的情况，往往得政治出面。凡事政治化的结果是大众说话越来越小心，到最后众口均缄，于是言论的世界最后肯定扭曲，不负责任的话和假话就会满天飞。
不说假话是常识，是我们教育一贯的主要内容，但是从现在来看，讲真话最难了，汉娜· 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黑暗时代的人们》、《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论精神生活》等所有作品里，也许就是想围绕“说真话”研究我们这个社会。说真话真的那么难吗？巴金也感叹过，后半生主要就是说“真话”，写随笔。对于一般人而言，说真话不是什么问题，我说今天天气好，这没什么难；我说身体好或者不好，也没有什么难。甚至我丢了自行车说治安不好，也没什么难。但是假如上级领导今天不想下乡看望老百姓，你就可能不能说今天天气好；假如本党提名你作党魁，你就得说自己身体永远棒；假如市里要通过文明城市的评选，你家遭抢劫也的说那是一股风卷了去，并非小偷或者大盗。看来说真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首先是保持自我的问题，而自我的获得又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孤独状态下，只有在离群索居时才能真正回到自我。这“孤独”的结果，从世俗的角度看，应该就是代价。但是如果你是大信仰者或者大智慧者，也不在乎人生是否孤独，因为那就是你的生存状态。
哈耶克似乎有权力、政治毛细血管化之说，当然事情和权力政治搅和在一起，讲真话就难了，就不是自我的问题，而成为节操、正义的问题了。

一零八
今天批阅作文，一个女生做了一篇小说，设置的情节大致是：一个内向而心灵丰富的女孩珂，喜欢上了一个叫瑞的男孩，她是本科生，瑞是研究生。两个人都深爱对方，但是珂常常觉得自己的文凭有些低，怕配不上瑞，最后终于想到要放弃。小说最后用括号括了一句话，问珂到底该不该放弃。说，请深入思考再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明白了，这小女生是用小说向老师征求意见。
生活中该女生学习成绩是一直不如她所爱慕的瑞，当时分座位时，该女生就非要和那个叫瑞的男生坐，那情形是不一起坐就没得活了，于是就坐了，于是就“问题”了。当然这问题不用考虑就可以回答，坚决不放弃！
她在小说里还讲了一大套简爱与罗切斯特，后来我和妻说这个事，妻说，既然她说《简爱》，就让她继续看《飘》或者研究《红楼梦》，让她进一步研究完这两部书自己选择吧，你最好不要直接告诉她。当然这样也是要她不放弃，不过方式不同而已，且这一行为不但是爱情的选择，也是她之后能不能保持自我的重要经历。
我不幸在班级、学校有爱情专家的雅好，大多数课都是爱的教育和独立自主的自我教育。然而三年下来，实际情况是除了学生普遍“不听话”外，大张旗鼓、真刀真枪谈恋爱的反倒少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女生都已经能够像伍尔夫那样，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个男生即使是《荒原狼》，也可以果腹暖衣，我们为什么不去追求自我和爱情呢？
西谚曰：“如果你在占有全世界的同时赔上了灵魂，也不会有什么幸福可言。”这大概是欧洲中世纪的话，今天这“灵魂”似乎可以换为自我和爱情。

一零九
近来学校常常在周边网吧突然检查，发现本校学生一律开除。当然有些学生为了下网吧是费尽了心机。比如住校的同学花钱雇人睡觉,自己整夜下网吧。据说前一段时间，另一所学校的一个同学晚上想下网吧，从住的五层楼窗户爬出来，沿着墙面突出的台阶想下楼，最后坠楼身亡。最近几年，在一般人的认识里，网吧几乎成了伤害学生心灵甚至犯罪的场所了，一个中学生一旦掉进网吧，八成会毁掉学业，毁掉前途。本来网吧是获取信息的地方，为那些没有电脑的人提供学习的地方，但是何以今天居然能毁掉人呢？
应该和学校教育不作为有关吧。盖茨的《数字化生存》快被人们遗忘了，但是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把电脑本身的问题解决好，很多中国人只是把电脑当摆设，大多数家长把电脑当游戏机，学校因为升学没有电脑一门的考试，所以简单应付，如果学校的电脑教育跟得上，或者正常开设，正常上课，决不至于学生都掉进网吧打游戏。甚至学校利用电脑教室开展多种活动，把那些电脑爱好者集中起来，搞设计，比动画，即使一起打游戏，也仅仅是娱乐，而不至于上瘾；如果把那些电脑爱好者引导到对技术的开发，他们不但不会游戏成瘾，甚至会“游戏”出中国的比尔盖茨。学校做到这些其实并不难。
一个钉子挤掉另一个钉子，习惯要用习惯来取代，网吧游戏成瘾，为什么不能用电脑技术开发取代呢？网吧的不良少年问题，应该追问学校的电脑教育责任。
当然，今天的网吧其实是商业、公安，可能还有恶势力共谋的结果，如果大家去收发邮件，学习什么的，他们又怎样赚钱呢？

一一零
最近“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概念，媒体多有讨论，加上对全球化的反思，很使我们中国人高兴，当然提出“北京共识”的并非国人，乃是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顾问雷默先生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后，大家一总结，出来了。只要实事求是地去做，会暗合规律的，我们去闯，别人总结，也不是坏事，两个共识已经摆在那里了，但是一般大众似乎理解“华盛顿”的多，知道“北京”的少。
按照《求是》第3期程恩富的文章，“华盛顿共识”是秉承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其特点至少有如下几条：第一，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第二，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第三，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
而其背景则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拉美国家、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会议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15年的经验证明这个共识是有利于强者的，有利于资本的，强者可以统吃，而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它以民主、福利为旗帜，挟市场、私有化、自由等软火器横扫亚非拉：苏东是倒退的10年，拉美是失去的10年，日本是爬行的10年，美欧是缓升的10年。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也称第四世界），没有通过“华盛顿共识”的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许多国家破产，实力不敌美国一个中型公司，最后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施舍以度日。而“北京共识”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条件下，由国际舆论自发提出的一种观点。它既没有任何被公认的文件，内容也还正在探讨之中，并且提出者和参与讨论者不一定都接受这种“共识”的理论基础。因此，确切地说，它还不是一种已经形成的“共识”。
中国的经济“摸着石头过河”能摸出这样的“共识”，教育何其不然，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埋头去做，而不是忙着搬了理论“共识”瞎嚷嚷。

一一一
很多年前，书架上有一本尹吉男的《独自叩门》，那是因为在《读书》上经常看到他的文章，后来从席殊买了，由此知道了些关于纸人，拓长城等当代艺术或者新传统艺术什么的。总之，以我的理解，当代艺术的发展不甚好，美国艺术家在展览会上撒尿了，中国的行为艺术家就拉屎；人家扛锄头了，中国行为艺术家就卖橘子。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行为艺术家很是缺乏本土气息，缺乏创新，玩不出自己的花样。
近几年，据说搞中国当代艺术和参观当代艺术展览的加起来不过1000人左右，对于14亿人口来讲，这艺术算什么艺术。按照某熊彼特的说法，学术团体不比行会高明多少，全是权力说了算，假如这艺术是民间行为当别论，但是在中国，很多行为是权力的结果，某些团体、组织借国家力量垄断本应属于大众的资源，以挤牙膏的形式一点一点地施舍，一定要把那资源榨尽、榨干，某一行的整体文明和进步是随着社会整体进步而进步的，那些团体、组织事实上阻碍了事业的发展。
第一次知道“寻租”的概念，是读吴敬链的《何处寻找大智慧》，其行为大致意思乃是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如某公子给三北防护林跑下一个三亿的项目，自己拿了二亿的行为即是寻租了。经济理论概括了寻租的几个特点：一，造成了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二，本身白白耗费了社会的经济资源，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浪费在这些于社会无益的活动上；三，这些活动还会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如果政府官员在这些活动中享受了特殊利益，政府官员的行为会受到扭曲，因为这些特殊利益的存在会引发一轮追求行政权力的浪费性寻租竞争；同时，利益受到威胁的企业也会采取行动“避租”，与之抗衡，从而耗费更多社会经济资源。
写到这里自然就想起教育培训市场，上上下下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训，就是训不出来，一线教师愚昧还愚昧、文明还文明。只是肥了“寻租”人，而且这些“寻租”人利用权力把培训资源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如当代行为艺术。借鉴跨国公司的培训方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不是很简单的嘛，况且缺乏教师思想、业务进步的有效制度，政府那是违反《教师法》的，因为教育行政部门有提高教师业务的义务。

一一二
对于拉美和南亚社会的发展，一般有一个精英政治的说法，即造成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败落，乃在于社会精英。按我们的理解，精英乃是我们社会的希望，何以他们能够败坏国家和社会呢？案答也许在精英的政治化或者寡头化。即精英参与政治或者被政治吸纳而寡头化。各领域精英主动接近政治体系或被政治体系吸纳，他们与政治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精英博弈的目标是如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
在西方政治学的经典文献中，社会精英（中产阶级）是民主运动不可替代的进步力量，西欧以及北美的发展史似乎能够验证这一点。但是，当我们以此来反省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了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经济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却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因素。
一方面，在地方政治发展中，地方精英阻碍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发挥国家在地方的政治代理人的作用，由于社会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的结构和利益的重迭，他们的聚合既阻隔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抑制了民间力量的生长，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当然，熊比特等精英民主理论家认为，没有精英参与的政治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质就是精英政治。这其实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治秩序的不断恶化，与精英问题不无关系。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社会精英的反民主倾向，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面临的大问题。
即按一般人的理解力，今天我们的教育体制，绝对难以培养出人格、人性健全的精英，他们相信进化论，适者生存，强者生存是他们信奉的准则，他们觉得他们全是靠自己的实力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的，在情感上觉得不亏欠任何人，没有义务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服务于下层民众，对平常人、穷人的需求反应冷漠。如说，就是给富人造房子，或者，北大、清华就是给有钱人上的。裴宜理（E. J. Perry）和赛尔登（Mark Selden）共同主编过一本书叫《中国社会：变化、冲突与抗争》，该书指出中国社会的冲突基本上是由于公共权力行使不当而引发的。这其中，精英作用不能忽视。像河北清河县，私企老板连续三年累计纳税超过一百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务，该县目前至少有近十位私营企业主到清河县法院、劳动局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而吉林省江源县1993年就出台政策，凡年利税或扭亏五十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直接录用为副科级公务员，近十年来，先后有二十五个农民身份的企业主被提拔为副镇长。这样的社会精英实现权力与资本的置换之后，“执政为民”是要经一番考验的。
事实上，以上所说的精英，可能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精英，一个世纪或者半个世纪，我们培养的是器精英，而非道精英，所以我们所说的精英，只是个领域有能力的人，而非具有知识分子人格的精英。具有知识分子人格的精英是独立的，他们虽然不文一名，但是他们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魄，他们不会衣服于政治。依附于政治的其实就成了政客。精英政治化甚或政客化，还说什么呢？

一一三
前几年，《读书》上经常见蓝英年讲俄罗斯的文章，读了后，拿来和中国现实比较，触目惊心。大概蓝先生也有他山之玉的念想吧。弗郎工瓦福亥有一本书叫《民主与乌托邦》，何梅翻译的，主要写法国大革命的，有时也关照其它国家，联系现实想想，也是大有裨益的。
该书指出：“新中国尝试真正的社会平等——人民公社（公社食堂），消灭私有财产，消灭三大差别……则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当时的极端做法是有些问题，然而通过东南亚诸国如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社会改革，人们也看到，没有“乌托邦”，没有理想，没有社会公正，同样具有灾难性后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被公认为亚洲最有前途国家，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等很多国际机构选在那里，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东南亚诸国的现实似乎还是“灾难性的”。
这些国家的“灾难”，有识之士归于借鉴西方的法制分权治理结构，地方国家权力机构被以权力、经济为首的精英所控制，政治、经济环境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其实，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但是当代已经是资本主义站统治地位的世界，后资本主义社会要发展，必然损及前资本主义利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会分一杯羹的，社会必须动员整个社会力量，人员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途径。当然社会主义的全员动员又很难和极权、纳粹区别，“乌托邦”过头了，就会造成滥杀无辜，但是今天我们改革了，“乌托邦”还是要人们认真思考的。

一一四
对那个总是以革命的名义、 国家的名义攫取高位，贪图荣华的鲁萨诺夫（《癌症楼》一人物），作者索尔仁尼琴评价到：“这也是一个一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尽管没有从天上把星星摘下来，他的见解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只不过不会深入浅出地表达，只会生硬地照本宣科。”
也许，鲁萨诺夫给公众展示的生活目标是从天上把星星摘下来，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却是只追求物质享受，如福利、汽车、房子、官位等等，甚至不惜用告密、迫害等卑鄙手段从朋友手中夺取住房。
“从天上把星星摘下来”和“现实的物质利益”这是反差。民众一心一意摘星星，上层却早浸染在物质的享受中了，这是政治的吊诡。鲁萨诺夫这一代或许只是觉得打下江山要坐江山有点封建要现代一点，搞出“摘星星工程”，但是下一代可就不同了。
当鲁萨诺夫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闹剧中折腾的时候，他的女而阿维叶塔长大了，她可是真要把星星给摘下来，为此自然要“绝圣弃智”了，面对“狮子头型”的发型，她认为那是西方用时尚来腐蚀苏联的年轻人；她自诩为诗人，对文学的认识，有这么一句话：“真诚决不能作为衡量一本书的主要标准，如果思想不正确或者情绪不对头，真诚就只会加强作品的有害影响因而真诚是有害的。”而且阿维叶塔还认为，任何人的思想、行为都应该可以明确的分为正确和错误的两类，而超出这个限度的色调则都会四处蔓延，只会带来思想上的混乱。
于是我们可以说“生硬地照本宣科”的教条主义便毁了一代人。

一一五
牧师是送人上西天的。钱钟书说，其实医生也是。恰雷（《癌症楼》一人物）说：“别听医生那一套！他们治病等于把人往坟墓里整，咱们可是要活呀——活得逍遥自在。”
如果我们把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作为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一个象征，那么，恰雷的这个表白正是一切高高在上的施救者的本质。我们还不明白，类似于“人民什么人民什么”的，不都是扰民、欺民吗？李昌平说：“很多法律不能使农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反而成了强势集团盘剥农民的工具。”标榜使人文明的教育，在畸形的社会，何尝不是“把人往坟墓里整”呢？
现在的学生几个能够逍遥自在，许多幼儿园的孩子已经厌学、厌生了。教育已经剥夺了孩子们快乐的童年，剥夺了中学生自由的心灵和大学生独立的思想，没有快乐，没有自由，没有思想，教育的灵魂已经丧失，怎么装扮，也是对僵尸求艳丽。

一一六
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癌症楼》一人物）是苏联时期一家医院的院长，作者索尔仁尼琴这样写道：“院长不是把自己的职务理解为需要坚持不懈、专心致志、付出极大精力的一种工作，而是理解为能够经常出风头、领奖金和获取种种特权的一种机会。他的头衔是院长，因而相信自己有了这个头衔便是一院之长，是首席医师；相信比这里的其他医师懂得更多，尽管不一定包括所有细节；相信自己完全了解他的属下医生如何进行治疗，而且只有他的指点和领导下他们才得以避免错误。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五分钟的碰头会开的时间那么长，而且还显然认为这受到了全体在座者的欢迎。
既然院长的权力如此之大，权利顺当地重于职责，他在录用行政人员、医生、护士到医院来工作的事情上做法十分简单：只录用州卫生局、市委或他指望不久自己要在那里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医学院里某人打电话托他给予关照的那些人；或者在 吃晚餐酒兴浓是对谁许过愿的人；或者和他自己同属一个古老家族的旁支的人。
倘若科室负责人提出反对意见，说新近录用的人员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那么院长便会用比他们更为惊讶的口气说：‘那你们就教他好了，同志们！否则要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听听，所有科室人员还不只是院长满足私欲的工具吗？这个院长改为校长、局长、部长同样适用，并且把他们平移到中国来也适用。

医生把纱布缝在病人的肚子里，把生理盐水当成普鲁卡因给病人注射，上石膏造成病人的腿坏死，把剂量搞错十倍，把血型弄错等等，这些医疗事故在我国，在今天也是时常发生的，最终可能归于医生的责任心和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但是在苏联的极端时代，这些可能演化为一场规模庞大的批斗会。
一个男孩因肠套结发生梗塞，需要开刀，手术做了，孩子活了几天，已经能做游戏，忽然又发生局部梗塞，结果孩子死了。
经过八个月的取证后，最后组织了一次审判大会，有卫生局领导，有外科大夫，还有家长等四百多人。这是苏联极权时代的事情。这能解决问题吗？能使医疗技术提高吗？或者能够提高医生的责任心和专业技术水平？恐怕不能。今天的人回忆那个时代，可能主要印象是工作、生活政治化。当然苏联和中国都为此付出高昂代价，时至今日，我们的许多领域其实还是看态度和背景，或者苦劳大于功劳，不做事依附于政治和权力，总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和实惠，当然也有辉煌的前途。
可是今天很多应该政治化的问题却商业化，比如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我们知道现在的俄罗斯和印度公民的教育和医疗都是免费的，但是在中国，很多人上不了学，很多人得病看不起。试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
教育因乱收费而排除穷人于教育之外，医疗卫生系统因红包而穷人看不起病，这难道不是祸国殃民吗？这难道不是都是政治事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提格利兹就说，中国政府要防止从管得过多变成管得过少。从一个极端走道另一个极端性质都是一样的，一切政治化荒唐，一切非政治化也是荒唐的。

上车的人群中发现一个瘸子（《癌症楼》一人物），入座后人们很快便谈论起来，这瘸子尤其能说，说他曾经是兽医，现在贩运蔬菜。人们问：“为什么不做兽医了？”
瘸子大声嚷道：“这你怎么不懂！每死一只羊都要上被告席，与其这样，我倒宁愿作为残疾人退休，运运蔬菜！”
今天的人听起来也许会诧异，死一只羊，兽医如何会上被告席？但是在那个极端的年代，让农庄或者公社的一只羊死了，哪能不上被告席，即使自己死了，也得保住集体的财产不受损失。
那是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时代，是一个以集体为中心的时代，那个时代造就了强大的苏联和中国，但是苏联今天已经解体，中国正在改革。政治、集体走向主义,走向极端，个人的权利无法保障，人们只好走瘸子的路——不合作了。然而，对稍有传统文化资源的人来说，面对极权，多少可以狂啊，狷啊，但是今天是极权加商业时代，一部分高风亮节的人可以傲视政治，但是似乎对商业缺乏免疫力，司马迁不是就感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吗。

对于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人们有各种议论，包括他本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那是因为政治原因，是西方冷战思维炮制出来的，前苏联只要是写苏联专制小说的，基本可以拿上诺贝尔奖，如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但是读索尔仁尼琴的获奖致辞，虽然可以感觉出他对失去自由的生活非常不满，但他批判的是社会僵化、教条、不合理的东西，对苏联政府，并非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一下让大多数穷人过上好日子，部分地实现最大可能的平等。几千年来，这都是有责任感的人的梦想。
《癌症楼》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独立思考能力，焦母卡的读书劲头，薇拉整夜整夜的欣赏音乐，一般工人对工作的认识，无名人物对人靠什么活着的讨论，这些都表明苏联社会的文明是很高的。癌症楼里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严格的工作流程，即使是今天中国大城市的甲级医院，恐怕也难望其项背。
上世纪90年代，读苏联五六十年代的教育论著，如苏霍姆林斯基、赞可夫、巴班斯基、乌申斯基等等，觉得我们和人家至少差30年。读《癌症楼》这样的小说，感觉尤其明显，虽然是一部批判性质的小说。一个作家，尤其是走向世界的作家，他们的思想是崇高的，他们的心胸是开阔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常人难以理解和体会的，政治尤其不太可能理解他们，如果用政治去评价他们，离艺术绝对十万八千里，对艺术是灾难，当然对政治也是灾难。

一二零
寒假回老家和父母兄弟一起过春节，听父亲说，冬天村委会改选，那不异于一场革命，原来无法无天的村长被罢免后，马上有人开始活动贿选，其间几方人士拉票、游说、威胁、欺骗都上场了。母亲插嘴说，邻村选的时候打起来了，村里某某的亲戚被打断两根肋骨。看来这乡村改选，也是利益再调整了。
回到城里，便有《管理，向西门庆学习》热卖，而且促销广告是：学习西门庆好榜样！就差“大海航行靠舵手，经营管理靠西门庆”了。众所周知，《金瓶梅》中西门庆是典型的官僚、恶霸、官商勾结的奸商，其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腐败罪恶行径同样与他寻花问柳的流氓行为被世人所不齿。就算西门庆真有所谓成功的经营理念和可以效仿的模式，但那至多也就是 “官倒”模式。难道，官商勾结和贪赃枉法的经营手段也是现代企业家学习的典型和榜样吗？
由此可以略见当下社会心态，无独有偶，1946年，孟超先生也有《金瓶梅人物论》之《西门庆万岁》之说，可那是借古讽今之作，矛头指的是抗战中大发国难财和战后疯狂“劫收”的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豪强。试问，今天，向西门庆学习，究竟要学些什么？
打开网络，随意浏览，以“皇甫平”《改革不动摇》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叫嚣；以“争议人物”仇和为代表的人事调动（仇和已调升江苏省委书记，该书记主张在“卖光国有资产和清除动迁障碍”方面实践“三个代表”、体现共产党员先进性）；以“国资委开禁MBO”为代表的私有化进程（即管理层赎买企业股份的制度）刻入脑际。有关人士称中国的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是的，中国将进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社会还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几年应该是分水岭，从农村、城市的意识氛围看，情形似乎不容乐观。想想少数富翁全世界洒金泼银，而多数下岗工人与农民的贫寒，西门大官人的这几句名言，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
咱闻那西天佛祖，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一二一
我上高中的时候，正流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以一个高中生的理解力，那感觉中国人确实不怎么好，加上历史教材中全面彻底地批“封”、反“封”，一个中学生不可能觉得中国人及其历史有多好。后来似乎又看见过《丑陋的日本人》和《丑陋的美国人》，知道哪一国的人也不怎么好，后来似乎明白那是各国人在反思自己，每一国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
今天的世界是从冷战时期过来的，那些对国家、民族的反思，如果是站在它国的立场之上，难免就成了妖魔化了。
对西方妖魔化中国，我们反击了许多年，现在总算有所好转。反过来想想，中国有没有妖魔化他国呢？
比如我们说日本。日本人篡改教科书，死不承认侵略历史，大张旗鼓祭祀战犯等等，可以说是一个死不改悔的国家。在网络上，日本已经被描绘成一个心理狭隘、目光短浅、城府深沉、动机卑琐的民族。像这些话：“日本从来没有认真反思过历史。” “日本人从根子里鄙视中国人。”“日本的文化极其浅薄。”“日本就是一个欠揍的民族，美国征服了它一次，它从此在美国人面前像孙子。”“日本人的心理就是变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侵日战犯。”“日本这个民族不值得在地球上存在！”“杀光日本人！”等等，在一般论坛上很多，这能说我们是理性的民族吗？
我们一直指责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近年来，美国媒体也指责“中国妖魔化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发表《中国妖魔化美国》的社论，指责中国官方媒体充斥了“美国霸权”的声音，中国正在进行“妖魔化美国”的宣传。对此，中国《环球时报》载文认为：“这显然是‘倒打一耙’的丑恶行径。”
看看我们的历史，我上学的时候和现在比，应该理性、客观的历史，内容差别大得快不认识了，可见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也不是很客观，对别人自然也不可能一切都实事求是了。近来袁伟时对义和团在中国历史的所作所为与作用进行了梳理，说明我们也是在“篡改”自己的历史。当然马上有人出面指正，是非在进一步论证中。
中国大，历史久，从南蛮北侉，东夷西狄到拒招河南人，不要相信东北男人，中国人自己的地域妖魔化也是存在的。
在妖魔化的问题上，我们不是简单的受害者。客观对待一个国家、民族很难，客观对待一件事很难，客观对待一个人尤其很难。
作为教育工作者，对于处于成长时期的儿童、青少年的评价，尤其要理性、客观、冷静，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尤其是负面性的。因为那也有妖魔化的嫌疑。

一二三
2006年，“俄罗斯艺术300年珍品展”在北京开展，亚历山大·伊凡诺夫（1806—1858）的《基督显圣》颇震撼了不少中国美术爱好者，这位当年俄国皇家美术学院的高材生为了让俄国绘画艺术注入富于时代意义的国魂，也为了不受占尽风流的学院派和追风赶时的公众的影响，也为了能比置身于俄国更加深刻、更加专心地对故国进行沉思，于1831年只身前往罗马进修。在伊凡诺夫的影响下，后来有一大批有志青年离国探索。里尔克评价说：“对于他们，外国已经不在有什么危险。他们研究外国，是为了摆脱外国，他们看了许多，是为了能正确对待故国的艺术及过去。他们并不过高评价过去的艺术，可是却给予尊重。”在对伊凡诺夫的介绍中，说他“迷恋罗马古典艺术的同时，他并没有忘却在俄罗斯深刻体验过的社会生活，并努力寻找能触及社会根本问题的题材。从开始孕育《基督显圣》之初，他就试图用作品体现“人类获得解放的时刻”的构思。为此，画家画了多达六百余幅的小稿，由此可以看出他付出的心血和劳动。伊凡诺夫“艺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信念，对俄国19世纪中期和后期的艺术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伊凡诺夫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得益于俄罗斯传统的、固有的文化，以及早些时候彼德大帝睁眼看西方的社会改革，到伊凡诺夫们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俄罗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已然形成，所以面对“发达”的西方，他们至多是怀着或多或少的隐藏的疑虑、踌躇地、充满某种困惑的尊敬的接受的心理，而不是全然失却了自我。
中国在晚清也向西方学习，但是是派出了由容闳领导着的一个庞大的幼童团体，当然后来证明清政府的做法未必是错的，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但是应该注意到，幼童回国后，在技术、工艺、政治方面确实有所成就，但是文化方面似乎还差些。假如我们当初送出去的是成人，假如我们送出去的是像伊凡诺夫们那样有基础，有责任感且他们又没有失去自我的，那情形又会是如何？陈寅恪好象对幼童留美多有责难，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笔账不知道学者们是否算清，前几天，还见《中国青年报》重提“幼童留美”的容闳。去年似乎还有大型纪念活动，而今天，我们的幼童留学似乎早已成了时尚。技术、工艺可以在短期大长进，而文化的成长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回顾民国以来，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而其原因就在他们既有自己的国学基础，又有广泛而深入的西学视野。为此20世纪的钟叔河有一套“走向世界丛书”，重新输理那时的思想与理念。这套书似乎没有出齐，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半价书市淘了四五本。今天，俄罗斯的艺术珍品来华巡展，因为那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那是一个艺术的民族，那也是一个创新的民族，但是何以人家会伟大、艺术、创新呢？

一二四

梁溪坐观老人的《清代野记》卷十记载：予戊寅之夏再入都，留应乡试。一曰，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予后至，见首座为一白发老翁，旁置一珊瑚冠见予至咸与为礼……少间突然问予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予姑举捻之乱略言之，彼大诧曰：“如此大乱，其后如何平定？”予曰，“剿平之也。”又曰：“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谁平之耶？”予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封，皆不知……此公名阿勒珲，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
这里把几个关键词拿出来，“首座”、“珊瑚冠”、“阿勒珲”、“副都统三十年”，此人必定当朝军事官员无疑。捻军一事，在朝为官30年，竟不知。设若拥有强大地方武装的曾公听从王恺运奇策，彼辈皆刀俎肉沫矣。
又云：有开坊翰林，生长京师，且系世族。又为国史纂修，亦不知咸丰年间事。其人名麟趾。……在馆校对史传，阅至罗泽南、刘蓉等列传，拍案大骂曰：“外省保举之滥，一至于此！罗泽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途至实缺道员记名布政使，外省真暗无天日矣！”时同座者为阳湖恽彦彬，见其愈骂愈烈，万无可忍，遂耳语曰：“慎毋妄言，若辈皆百战功臣，若非湘、淮军吾辈今曰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战何事？天下太平，与谁战者？……”恽笑曰：“即与太平战耳。南方大乱十余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诧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所谓与太平战，更难索解！”恽曰：“尔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称太平天国耶？”麟又曰：“贼之事，我如何能知道？
晚清的绿营八旗已经实在没有什么战斗力，国家安危全系地方团练支撑，整个统治集团已经彻底沦为坐江山享乐的蛆虫，他们既不知历史也不知现实，又怎么能知道将来呢？今日的广大教师群体正有此嫌疑。近来人教论坛有强烈呼吁缩减文言的帖子，几个骁将左冲右突，拿了几页残缺不全的西方文明、理论到处叫嚣，全然不知文明、教育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争论以近半年，读来甚觉悲痛。
陈映真有一文《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说，一次开国际会议，那些被美国化的东欧作者，“极喜看西方（美国）电影，也认为西方文学和电影可以写个人感情和欲望，可以描写身体和官能的需要，没有政治框框”。而为美国文化浸淫达一个世纪的菲律宾作者，却痛心疾首陈说：“美国带给我们反共军事独裁统治，带给我们军事基地，连带地就带给我们强奸、车祸、性病，使贫困的乡下少女变成娼妓，并以共产党的罪名讨伐和歼灭菲律宾农民的反抗。”
“美国人用他们的电影消磨我们的意志，麻醉我们的人民，他们不但夺取了我们的物质，还收拾我们的灵魂。”
菲律宾作者的话，东欧作者听来说 “就像我们的政治干事”。今天的教育发展方向务须放在国际视野和千年传统中深究，东欧作者未必非，菲律宾作者未必是，大家应平心静气坐，兼收并蓄，要有所作为，那种始毫不睁眼看世界、蛆虫地、坐享其成地堕落，是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一二五
里尔克有一句诗说：“因为生活和伟大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其实，生活和伟大的人物也存在着某种敌意，甚至生活和一般保持个性、独立、尊严的人也存在着某种敌意。里尔克的意思大概是说那些伟大的作品，生活是超越生活的，是要经过历史生活的检验的。
从另外的角度讲，生活和伟大人物、伟大作品甚至一般保持个性、独立、尊严者存在着某种友善。因为虽然他们在当下的生活被敌意着，但是历史的生活到底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位置。伟大者迟早会得到世界的青睐。
伟大的东西会激励一代代人伟大下去，或者让一般人尽量地趋向于伟大，这几天早读的时候，读庄子，特别有劲，甚至有点激情澎湃，好象记的以前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震撼于他的想象力。也许是近来对独立和自由想的比较多。手头正好有范曾的一本《庄子心解》，看看，更是彻骨椎心呐，自己在中学的时候，似乎见识过范曾美院同学的教诲，对范曾一辈人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能够体会出他们转进庄子的意味。前一阶段，很出了几个当代红学家，他们大多是作家，本来有自己的天地，但是几年下来，何以转到红学里去了呢？而且又被不少人误解甚至扣屎盆子。一天一个老师说，他们能写什么，能研究什么，就剩那么一点空间了。想想，也是，前几天，《中国青年报》上一篇文章说，教育就是德育，听听，这是什么话，教育的解释，国策不是德智体美劳吗？何以只剩下德育，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当然我们相信，当下生活的伟大并不一定是真的伟大，当下生活的渺小并不一定是真的渺小。对一些稍有理智的人来说，这点辨证关系还是理解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能够独行，他们能够前行。

一二六
钱钟书说，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全无灵魂了。这既指人们按照科学的理解，否定了天堂、地狱的宗教迷信观念，也指伴随着文艺复兴而来的工业革命和商业社会的迅速崛起，人只是专注于物质的追求，人作为人，心灵缺乏归属的现实。   
上世纪末，人们开始反思科学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主义甚至科学的意识形态化，今天，因为对科学的反思，全球似乎又开始的新的蒙昧主义，我们一般认为，中国的事情尤其是近代，容易走极端，看来世界也是如此，或者可以说，人类就是这样的德性，当然，古代中国的“中庸”，那得另当别论。不管坚持科学还是非科学的人生观，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尽力要能够使自己的心安。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想做到问心无愧，甚至要有自己的宗教，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没日没夜的忙碌，也许就是在不停地探询：“安身立命之所究竟在哪里？”
里尔克说：“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对于许多智者来说，他们选择的“安身立命之所”就是“孤独”，孤独就是他们的存在方式，孤独了，他们的心就安宁了；对那些稍有智识的人来说，他们既不能拒绝现实的诱惑，也不可承担孤独重压，他们的心一辈子都漂流在异乡；然而对于一般陷在商品和物质洪流的大众来说，思考是渺茫的，孤独是奢侈的，终其一生，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心灵需要一个寄托的地方，他们的一生是真正的寄人篱下，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还有灵魂，而灵魂也是需要打点的，他们真如钱钟书所言，灵魂被科学吃掉了。

一二七
常建有这样一首诗：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声。’这是一个寂静的世界，人的心是静的，所以可以通自然而悦鸟性，可以感受到世界的真实存在，从而可以享受到生的快乐和意义。
在寂静的世界里，在心灵处于宁静的状态，心是具有强大的力量的，它能够“思接千载，通视万里”，道家、中医也许正是利用寂静境界，通过内视解决了许多睁眼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一点，悟性应该和诗性、佛性是相通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相信，同是处在寂静中的人，也应该是相通的。比利时神秘主义诗人梅特林克在《寂静》中说：“寂静没有任何疆域，是无限度的，在它的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无法设想，不了解寂静的人将是怎样的人。这种人的灵魂好象没有什么特征。我要高度评价给我写了这么一封短信的人：‘我们相知不深，因为我不曾和你同在寂静中’。”
记得上学时看陈慧剑的《弘一大师传》，说有学生有疑惑和问题，去问大师，看到大师平和、从容做事，寂静、坦然打坐，于是便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问题在那一刻都释然了。现在看来，那是学生和大师同在寂静，瞬间精神相通之故。
人们应该经常想办法让自己的内心平静，先可以借助一定的技巧，如打坐、气功等等，之后要让修养、气质起作用，达到一吁气则精心，那就是真的逍遥游了。我曾将此和精神心理学结合，让学生打破时空界限或者唤醒记忆来作文，对那些聪慧的学生，一经引导，效果可怕，文章会汩汩而出，不可遏止；对大多数学生，至少他们学会了入静打坐。或者学会怎样引导自己的情绪。今天，入静被禅室、瑜珈学校被当成商品开发，那已经是另外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