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制度并重——新形势下班级管理的途径
经济学家梁小民于《万象》2002年5月号中撰文说：“引导人的行为有三种方法：道德说教、政府干预和制度规范。这三种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道德说教依靠对人性的改善，缺乏约束力，政府干预代价高，干预过多会有损于个人自由，制度尽管也会引起不合意的结果，但与其他两种方法相比还是最有效的，这正是经济学家重视制度的原因。”在当前教育教学的班级管理中，如果把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看作道德说教，把教师对班级的管理看作政府干预，把国家、学校、班级制定的一系列规章看作制度规范，我们依稀也能看到其中凹显的一系列尴尬。
现实中常常存在的情形是：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平时很忙很累，恨不得时时待在班级中，但学生对此却不领情，甚至对班主任有反感或逆反心理。这明显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最不值得做的事，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事实证明它有存在的理由，其罪魁祸首当然仍是应试教育。问题是这种方式所产生的后果会怎样，教师的辛苦作为职责所在抛开不算，学生会如何？肯定教师干预过多会损害学生的权利，比如剥夺学生休息日或拆阅学生信件的现状比比皆是，对此学生的不满是正常的，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会作什么样的反应？答案只能是顺从和逆反，而且绝大多数是顺从，我很难想象他们踏上社会后会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在民主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中国，这不能不说是悲哀。逆反者肯定被列为“另类”，在现有体制下，他们只能是自我放逐，通过其他途径去发泄心中的仇恨，同样也很难想象他们踏上社会后会消除这种仇恨。近几年国家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2004年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中有20%的人有心理问题（甚至有极端者存在），这不能不让我们关注中学生的状况。
一方面是教育的苍白无力，另一方面是教师大量的工作得不偿失，能不能出现“双赢”的局面呢？文章开首提到，经济学家认为制度约束是最有效的，但学校毕竟不同于普通社会，学校教育的对象是正在成长中的学生，他们在进入成年之前“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我们就是要用教育来帮助他们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我认为，班级管理应是教育与制度并重。
理论与现实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理论上讲，每个学生都能成材，但实际情况是学生的成长往往受到社会、家庭和学校三方面的影响，每个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首先接受的教育来自家庭，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学生父母的素质参差不齐，经历了贫穷、文革和经济大潮冲击的中国人口素质普遍低下。不能否认他们对子女的爱，但在教育方式上往往是简单粗暴或放任溺爱（在农村尤其如此）。在价值观人生观教育上，他们往往给自己的子女灌输了落后的观念，如拜金主义、官本位思想，这几乎能影响学生的终身。而在其中，学校教育能起多少作用？在美国的研究中有大量的事实都表明，“慢班”的学生更多地来自少数民族、底层社会的家庭，20世纪60年代，科尔曼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收集了大约50万学生的信息，结果表明，学校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对学生的成绩影响不大，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学生的背景，包括家庭、邻居和同伴环境。何况在其中社会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实的社会可谓五彩斑斓，美丑善恶皆在其中。当年日寇侵略中国，有人喊出了“华北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现在的校园同样受到了社会极大的诱惑和冲击，应该平静的课桌也早就不“平静”了，网络游戏、暴力、恐怖甚至色情也已经渗入校园，其中也包括官本位思想。《中国新闻周刊》200期纪念专刊气度非凡，在《重构中国精神》的专栏标题之下，专事讨论当代中国精神的重构，实是切中时世。但李向平在2004年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与其重构精神，不如再建社会》认为，中国人精神被扭曲了，要有自己的社会，才有自己的精神。否则还是一种精神乌托邦，空洞的努力。这是符合辨证唯物观的，无独有偶，近来在报刊上也看到文章认为，消除学生中的官本位思想，源头不在学生身上，而在社会，社会应首先改造自己。在这里我想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并稍作修改：一个“空洞”的说教，绝不能抗衡于“现在”的生动与自由。现在每每听到教师讲学生的思想教育越来越难，这恰是社会对学生影响越来越大的一个反映，另外，教师也是社会中的人，有些道理，教师连自己都不能说服，何况是去教育学生，这不是一种荒唐吗？估计以后随着信息渠道的越来越多，这种状况还将更突出，这是全社会应关注的事，而不能只是将“板子”打在教师的身上。
实际上学校教育也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的功用是传授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并进行社会控制，学校在向社会的下一代传达社会的规范，对规范意义的理解与内化，使得学生明确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社会认可的，什么样的行为是社会禁止的。在这个意义上，权威是必需要的，只是这种权威不是来自某一个人，这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学校也有自己的制度，比如《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是人所尽知的，它规范了中学生的言行。这几年大力提倡赏识教育，要求对学生多表扬，多赏识，这是对以往教师过多批评、责备学生的现象的一种反思，但一味的赏识也有走向极端的错误。其实从制度的角度上讲，赏罚都是必需的，可是以往的状况是对犯错误的学生几乎没有办法处罚（除情节严重者报学校处分，但意义也不大），于是只能出现教师对学生的批评教育，而现实偏偏就有学生“屡教不改”，缘何？处罚的力度不够。在澳大利亚，如果一位学生在几次犯错误并接受教育失败的话，校方可要求该学生“转学”，这让中国的教师很羡慕，因为我们往往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很多精力却毫无效果，长此以往对其他学生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可以想象，如果一部法律没有相应的处罚的内容的话，其效用何在！但在《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却没有，于是教师的教育工作相当困难，无规章可以依循，于是才出现了轻者批评，重者体罚的现象。在这里我想指出，惩罚也是教育，处罚更多地表现了对社会规范的强调，让学生明白，个体的行为是受到社会控制的，这样学生踏上社会后也会自觉的尊法守法。另外，把惩罚引入学校教育制度可以减少体罚的现象，因为它使教师行为有章法可依。我们要明白，惩罚不同于体罚，相信出于人权，在监狱也不会存在体罚，监狱帮助囚犯进行改造，也是一种教育。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把惩罚引入学校教育体制应是全社会关注讨论的事，学校也可先制定一些惩罚措施，明确规定如违反要接受相应的处罚。另外班级在制定公约时也可以引入惩罚机制。我们当前需要注意的是惩罚的方法是什么，“度”又如何把握，还有相应的细化问题。
另外我们也应该呼唤人性化的教育，一方面应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把学生从繁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丰富其业余生活。现实中的学生要么就是埋头苦学，要么就是看电视，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连“玩”都不会了，毫无情趣，这不能不让我们悲哀，于是也有学生从网络、游戏中去寻找乐趣，产生了一批所谓的“问题生”，从调查可知，他们往往是利用此来寻找精神寄托，发泄自己的情绪，还有就是寻求刺激，这一切都与我们对学生的关注不够。但应试教育也是中国特有的现实社会的产物，如果社会不改造，问题就得不到根本的解决，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几年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应试教育却呈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反差的根源还在于社会。另一方面应推行公民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社会精英毕竟是少的，英雄圣人的行为必属稀少，倘若人人都成了“精英”，那“精英”也就不再称得上精英了，所以我认为人人成“材”可以喊，人人成“才”则永远是超一流的政治话语。也正是因为如此，空洞的道德说教往往不能产生效应。其实大部分人在善与恶的中间徘徊，如果环境（包括社会）对他的善的一面影响多一点的话，他就可能为善多一点，反之亦然，但达至善的人几乎没有，而真正丧心病狂的恶人也没几个，这几年警匪片中“坏人”形象丰满而“警察”形象担保的原因也正在此。也正是据此，有人提出了“道德底线”的概念，这是针对我们中国社会精神道德扭曲的现状提出来的，但不管如何，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在社会和学校中形成促人向善的氛围。
无论是道德说教还是制度规范，其实都是一种教育，如果两者结合并重，相信现在的一些尴尬局面可以得到缓解，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未来合格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