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志 气

         有一位青年朋友，准备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要求同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鼓励他要有志气经过长期的努力，把我国落后的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我强调要有这样雄伟的志气，不料他却不以为然。

　　他说，我们不应该讲什么抽象空虚的志气，以免浮夸不切实际。他认为，所谓志气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概念，根本不符合于唯物主义。我当时很直率地指出了他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说，志气可以有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唯物主义的解释。现在觉得还有把我的意见写出来的必要，以供其他青年朋友的参考。

　　我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常常把志气讲得很玄妙。最著名的如朱熹，在《朱子全书》中说：“志者心之所之，比于情意尤重；气者即吾之血气而充乎体者也。”真德秀的《真西山集》也有一篇《问志气》，其中说：“志谓心志，气为血气。”这些宋儒的议论，实质上都是对于志气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们没有可能把问题说清楚，而只能似是而非地敷衍一番，令人费解。还有，元代的理学家许衡，在他所著的《鲁斋心法》中说：“云从龙，风从虎，气从志。龙虎所在而风云从之；志之所在而气从之。”这一类牵强附会的说法，在古书中就很不少，我们现在读古书，必须抛弃这些糟泊。要象沙里淘金一样，善于吸收古书的精华。

　　在这里，我倒希望大家读一读诸葛亮《诫外甥》的一封信。这封信写道：“夫志为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这位诸葛孔明先生，主要的活动都在公元第三世纪的初期，他的思想受了当时条件的限制，当然不可能都很完善，但是，他的见解与其他古人的相比，却有许多独到之处，确属难得。他首先主张要树立崇高远大的志向，反对庸俗下流的倾向。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我的那位青年朋友，害怕强调志气会产生浮夸的毛病，正是因为他不懂得立志高远的重要性。

　　其实，所谓志气，我以为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说明它是物质性的。这个道理很明显。任何人都不能没有志向；任何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又都不能没有相当的气魄。一定的志向和实现这志向的气魄，归根到底乃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人的高级神经这个物质本身活动的结果。

　　当你彻底地认识了我国农业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之后，在你的思想上就会发生一种强烈的反应，要把这落后的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这无疑地是一种高尚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个志向，你又不能不从实际出发，分析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下定决心，要进行长期的努力，去改造农业。这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气魄。由此可见，把志气完全看成是抽象空虚的、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的概念，那是非常片面的、非常错误的。

　　试想一下，假若我们没有崇高远大的志向，而庸庸碌碌地只看到眼前的一切，那末，我们又怎么能够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呢？

　　当然，这样的雄心大志，绝对不能只是一个人的志气，而必然是最大多数人的集体的志气。在这里，个人的志气和集体的志气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但是，在集体的力量支持下，从每一个个人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根据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树立雄心大志，并为它的实现而不怕一切困难，坚持奋斗。

                          交友待客之道

        我们中国人是最好客、最爱交朋友的。解放后的我国人民，更是满腔热情地经常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因为接待的人多了，有时也难免有不够周到的地方。对于某些礼貌不周之处，多数朋友知道真情，当然可以谅解；有的也可能不会谅解。所以，做接待工作的同志们，应该很好地体会并且善于表达我们待客的真情实意，吸收古来丰富的交友待客的经验，把接待工作做好。

　　谈到接待宾客的经验，首先应该提到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宾客往来很多，因此，诸子百家差不多都谈到交友待客之道。后来各个朝代的外交活动，扩大到中亚、东南亚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人们又把过去交友待客之道，运用到外交活动上去，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内容。如果有人把这一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一定可以编出一部好书。

　　古人交友待客虽然与我们现在完全不能相比，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道理仍然值得参考。例如，孔子在《易》《系辞传》中说，“上交不谄，不交不渎”，这也可以当做古代人交友待客的一条重要原则。所谓不谄不渎的意思，也就是说，既不要低声下气，又不要高傲怠慢。

　　同样，《礼记》中说：“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这也可以同不谄不渎联系起来做解释。失足、失色、失口实际上就是指的行动、态度、言论上的错误，这是交友待客之大忌。一切错误也总不外乎行动、态度、言论这三个方面的。而一旦对待朋友和客人做了不正确的行为，或者态度傲慢，或者答应的事情失信了，诸如此类的错误有所发觉，就应该主动地向朋友和客人声明纠正，表示歉意。

　　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位学者，名叫薛瑄，在他的《读书录》中讲了许多接待宾朋的道理。有一点特别值得重视。他说：“虚心接人，则于人于忤；自满者反是。”这是把虚心看做交友待客的根本态度，真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要害。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接待宾客态度不好，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不虚心。如果遇到对方有弱点，就更加盛气凌人，目空余子。针对这种毛病，所以薛瑄还主张，“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己能病之”。这是十分重要的话，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尤其是在运动竞赛等场合，要提倡虚心的态度，决不要自以为能，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的人对于“不及者”倒还可以团结，而对于比自己强的人却不能虚心团结。古人也有这个经验。宋代岭南的大学者何坦，写了《西畴常言》一书，他主张“交朋必择胜己者，讲贯切磋，益也”。这就是说，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目前参加国际运动竞赛的同志们，应该好好体会这个意思。

　　现在有许多国际朋友来到北京，当我们和外宾在一起的时候，正如唐朝的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所描写的那种情景，真是“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叫人兴奋得很。我们主客之间的关系，更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首都，这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

　　不仅书法我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导向：做事得有理有据，或者如封建君王要尊循祖宗家法，殊不知，祖宗家法亦是人所创的。
　　我们为人也如此，要有自己的个性，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才能生活得更精彩，不精彩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

　　这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现在的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

　　好东西需要去读取，我们如何日日敝门不求他人真知，那么我们的那些所思所想，也许就会一文不值。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事物，我们才能看得更高更远。
　　如今许多人对“不求甚解”的理解也完全变得不求甚解。他们忘了，读前提条件，以及后面的补充说明。不求甚解并不是指就不解了，而是让得解的时间有所推迟而已。我们应该好好读一些，祖先留下的好东西。
　　不要等到连“端午”“屈原”这些纯中国的东西，也要被外来者所抢走了，留给我们的是顿胸失足之痛．

　　　　　　　　　　　　评《三十三镇神头图》


　　据说有一幅唐代的古画，名叫《三十三镇神头图》。这是描绘古代中国人同外国人比赛围棋的一幅图画。它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一些教育，对于如何正确地处理国际的运动比赛之类的问题，将会进一步有所认识，便于彻底地防止和纠正人们在看待国际比赛中的某些不正确态度。

　　这一幅古画可惜早已失传了。它是否有摹本或其他遗迹留在人间呢？恕我见闻谫陋，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幸亏有一部唐代的著作，记载了这幅图画所描绘的故事内容。这就使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对它进行大胆的评论。

　　唐代著名的小说家苏鹗，写了一部书，名为《杜阳杂编》，其中记载了这个历史故事，也提到了这一幅图画。

　　故事发生在唐宣宗大中年间，即公元第九世纪中叶。当时日本的王子访问中国，献给唐皇许多礼品。唐宣宗设宴款待日本王子，并且演出百戏杂技，欢迎贵宾。日本王子擅长围棋，要求与中国的棋手比赛。宣宗指定了第一流的棋手名叫顾师言的，跟日本王子比赛。双方各下了三十三着棋，不分胜负。顾顺言使出了一个绝招，即所谓“镇神头”的一着棋。日本王子估量自己赢不了，就要打听顾师言是第几流的棋手。在旁边看棋的唐朝官员骗他说是第三流的。王子要求见第一流的。那个官员又说：必须赢了第三流的才能见第二流的，赢了第二流的才能见第一流的。日本王子长叹一声说“小国当然不如大国”，于是只好认输了。

　　看来《杜阳杂编》的这一段记述是可靠的，因为作者苏鹗是唐代光启年间的进士，距离故事发生的时候只有十几年，他记述的唐代其他史实也都很有价值。虽然他对这个故事不敢加以批评，但是他对唐朝官员的态度显然很不赞成，并且他把描绘《三十三镇神头图》的画家称为“好事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不满。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评论这件事，那末，可以肯定地说，唐朝人对待这种比赛，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的这种比赛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必要也不应该用现代的帽子，乱扣在古代人的头上；但是，我们却很需要从这个故事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唐宣宗对日本王子的款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人古来好客的传统；顾师言下了“镇神头”的一着棋，也并不错；但是，看棋的那个官员却表现了大国欺负小国的恶劣态度；而“好事者”事后又画了《三十三镇神头图》，故意夸大炫耀顾师言的胜利，那就很不应该了。这样的坏风气，让它随同死去了的封建时代，永远被人们所唾弃吧！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


　　人的劳动力能够创造社会的一切财富；人的劳动力本身也就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因此，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我们的古人，就已懂得这个道理了。

　　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义。当然，那个时候的人，特别是那一班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并不是真正爱护劳动力，而只是为了取得和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地位才不得不如此。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却也发现了所谓“使用民力”的“限度”，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

　　《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元代的学者陈澔注解说：“用民力，为治城郭、途巷、沟渠、宫庙之类。”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讲解，这就是指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个比例当然会发生变化，不过它变化的快慢和比例的高低，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有极密切的关系。社会性质和制度不同，比例也会有很大不同。

　　而且，即便在同一个生产水平之上，丰收的年成和普通的年成以及荒年，也不能按照相同的比例来使用劳动力。所以，《周礼》上又记载着：“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则一日而已。”这就是说，在丰年基本建设占用的劳动力可以达到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平常的中等年景，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六左右；没有什么收成的荒年顶多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三左右。

　　对劳动力既然要注意爱护，那末，对于劳动力所支出的劳动以及它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同样必须爱惜，注意积蓄。《礼记》《王制篇》还有一段文字，很突出地说明了这个观点。它写道：“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虽然古人管理的国家未必都有这许多积蓄，这是极而言之；但是，当作一种经济思想和学说来看，这一段话却很值得重视。在农业上实现耕三余一，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上保持三年以上的积蓄，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和学说，所以齐国的管仲主张：“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的确，有许多事情必须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决不可过于勉强。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体会得到的普通经验。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认真地积蓄力量，估量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又必须全力以赴，保证它的实现。古人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晋国的狐偃为公子重耳策谋说：“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一纪是十二年。当时狐偃伴随着重耳正走过卫国的五鹿，他就预言：“十有二年，必获此土。”当时恰值鲁僖公十六年、后十二年，即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即公子重耳）果然伐卫国，正月六日占领了五鹿这个地方。从这个故事看来，象狐偃这样的人，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总算是懂得积蓄力量的了。纪元前七世纪的古人尚且懂得这些道理，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

　　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从而爱护每个人的劳动，爱护每一劳动的成果。

　　　　　　　　　　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

　　这几天，人们都在热烈地谈论着苏联载人的宇宙飞船胜利往返的伟大奇迹。人们谈到了关于宇宙航行的各种问题，真是有趣得很啊！

　　人类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宇宙去航行的呢？我想谈谈这一个问题就很有意思。

　　如果把什么嫦娥呀，飞天呀，西王母呀，洪钧老祖呀，齐天大圣呀，这一切都搬出来，那末，可谈的东西就太多了，简直说不完；而且有很多是人们已经知道的，再说就太乏味了。因此，我不想谈这些，只想比较确切地谈一谈直接有关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

　　我们中国因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最古的传说往往都从这里产生。关于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果然也不例外。

　　在公元第四世纪出现的一部古书——《拾遗记》上有一段记载：

　　“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昼灭。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槎，亦谓挂星槎。”

　　看来这是真正最古的关于宇宙航行的传说。似乎在远古时代，真的有这么一条船，经常在四海上出现。但是，它并非只在海面飘浮的船只，而是每十二年绕天一周，不断地环绕航行的。更重要的是古人已经设想到，这条船能够到月球上去，到其他星星上去，所以把它叫做“贯月槎”和“挂星槎”。

　　《拾遗记》的作者名叫王嘉，他是东晋时代的一个方士，凿崖穴居，有弟子数百人。他当时因为不肯做官，竟被杀害。我们把他记载的这个传说当做最古的关于宇宙航行的传说，不但是因为他的著作出现最早，而且因为他所记载的竟然是尧的传说。

　　还有一部书也记载了关于宇宙航行的传说，这就是《博物志》。据说它是公元第三世纪在西晋王朝做官的张华的著作；但是，实际上这部书是后人编辑的，可能比《拾遗记》成书的时候还要晚些。这部书上又有如下的记载：

　　“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诸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此人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部，问严君平则知之。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这是说，从海上坐船可以直通天河。不过这里没有“周天”、“贯月”、“挂星”等等的记载。如果把前后两则文字合起来看，似乎就比较完备了。

　　此外，在《洞天集》中另有一段十分奇特的记载：“严遵仙槎，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蠹。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以来失之，槎亦飞去。”（按：广明是唐僖宗的年号，时间是在公元九世纪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仙槎”简直与飞船无异。它有五十余尺长，并且象是用特殊物质制成的。所谓“声如钢铁，坚而不蠹”，仿佛是比不锈钢、特种合金还要高级的物质。你看这不是很奇妙吗？

　　　　　　　　　　　粮食能长在树上吗？

　　研究农业问题的人，常常希望有那么一天，粮食能够大量地长在树上，使农业耕作大为简便，受水旱的威胁较小，节约大批劳动力而又能够普遍丰收。这种希望有实现的可能吗？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到来。那时候，不但树上能够长出粮食，而且到处都可以长粮食。无论高山、平原，麦子象野草一样，年年自己生长；甚至种庄稼可以不必土地，只要有水就行。许多在现时看来如同神话一般的事情，到那时候都将变成极其平常的普遍现象。这样的日子距离现在大概也不会太过于遥远了吧。

　　其实，照现在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说，生产粮食的方法就有不少，粮食的种类和来源也有许多，它们的发展前途将是不可限量的。

　　例如，苏联的学者不但试验了多年生的小麦新种；也试验了在水面上种值谷物的新办法。这些因为还在试验，且不说它。听说我国云南西双版纳还生长了一种面包树。究竟这种植物的果实是否真的可以当面包吃，我不知道。并且由于气候等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这种面包树也还不能在全国各地普遍种植。因此，这里也不说它。现在只说在大江南北的广大土地上，大量地生长着能够出产粮食的大树，这是特别值得珍视的。

　　我说的是栗子树和枣树。我国北方普遍生长枣、栗，南方也有，不过数量少些。北方的农民都知道，种一棵栗子树，大约十年左右就能长栗子，平常一棵树大约年产栗子二百斤左右。据研究果树的朋友告诉我说，栗子的营养素很高，它兼有小麦和大豆的长处，这是很可贵的。至于种值枣树，第二年就能结枣子，五年以后，一棵枣树就能打枣子五十斤左右。枣子不但能顶粮食吃，而且糖分很多。

　　这就无怪乎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栗子和枣子。特别是燕山地区，枣要生产又多又好。据《战国策》记载：“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田作，枣栗之实足食矣，此所谓天府也。”《史记》《货殖列传》载：“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王充《论衡》说：“地种葵韭，山树枣栗，名曰美园。”这些都证明，栗子和枣子盛产于燕山地区及北方各地，从来被当做最好的食粮；有枣有栗的地方，曾被称为“天府之国”或“美国”。

　　尤其是栗子，古人常常把它当成最好的干粮。陆放翁有一首诗写道：“齿根浮动叹吾衰，山栗炮燔疗夜饥；唤起少年京辇梦，和宁门外早朝时。”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到陆放翁早年当京官的时候用栗子当干粮，殊不知我国古代人以栗子为干粮，其好处决不下于巧克力。

　　不但这样，古人还认为栗子和枣子是老年人最好的滋养品。所以，《礼记》载称：“子事父母，妇事舅姑，枣栗饴蜜以甘之。”我们如果能够利用所有的荒野童山，普遍地种植栗子树和枣树，让这些树林长满了富有营养价值的粮食，够多么美妙啊！

　　　　　　　　　　　　植物中的钢铁


　　一般人只知道钢铁是最坚硬的一种物质，然而，谁会想起植物中也有同钢铁一样坚硬的东西呢？

　　当着我们称赞一个英雄的时候，用了“钢铁的英雄”这样高尚的词汇，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赞词呀！的确，钢铁是经过千锤百炼而后形成的，它是值得珍视的。但是，我们却不可因此而认为只有钢铁是唯一的最坚硬的东西了。其实，世界上还有比钢铁更坚硬的东西。比如塑料中有的就比钢铁还坚硬。将来尖端科学发展的结果，人们总有一天要大量用塑料来代替钢铁。不过，这是后话，现在暂且不谈它。

　　这里只想谈一谈植物中的钢铁。它具有与钢铁同样的许多优点，而用处还比钢铁更要多些。

　　这是什么东西呢？也许有人猜测，这是说的沙漠里的梭梭树，因为它的树干据说连斧头也砍不断；也许有人猜测是其他的什么树木，因为世上还有一些树木的确坚硬得很，有的还可以做机器的零件。但是，我说的都不是这些，而是指的竹子。

　　竹子的用途极广，它那坚韧顽强的特性尤为难得。我们在南方到处可以看到竹子的房屋、竹子的家具、竹子的船只、竹子的车辆、竹子的绳索、竹子的桥梁等等，近几年有些现代化的大建筑也居然用竹子代替了钢筋。至于竹子可以做斗笠、做鞋、做床铺、做纸以至于当柴烧，更不用说了。这一切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丝毫没有可以引起怀疑的地方。同时，我们还从古墓中挖出了竹制的器物，更加证明竹子即便埋在土里几千里也不会腐朽。

　　古人把竹子和松树、梅花合称为“岁寒三友”，称颂它们坚贞不屈的性格。按照普通的理解，这三者之中，松树最为倔强，梅花比较孤傲，竹子却很清高。这三者排列的次序是：松、竹、梅，似乎成了定局。但是，我们现在更有理由把竹子列为岁寒三友中的第一名。这是有充足理由的。除了上面说的以外，竹子还有许多比松树更突出的优点。比如说，竹子不象松树那样爱摆大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只要房前屋后有一点空隙，它都可以安之若素，并且一年到头陪伴你而从不变色。它虚心劲节，坚贞不屈。特别使人感动的是，竹子年年生笋给人吃，供给你坐卧行动的各种工具，粉身碎骨地为人服务。这岂不是以最平凡的姿态出现，而做了最不平凡的事情吗？

　　正因为这样，人们从来对于竹子只有赞美，并无贬抑。历来无数的画家都画竹子，无数的诗人都咏竹子。这完全是理所应当的。如果要引证古来许多著名的画家和诗人关于竹子的作品，那是举不胜举的。但是，这里应该提到最早赞美竹子的诗文。首先是《诗经》《卫风》中的《淇奥篇》，它写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据朱熹等人的注释，猗猗是“美盛之貌”，青青是“坚刚茂密之貌”。这些字眼，都是用来称赞当时在淇水岸旁生长的竹子的。《诗经》中还有其他称赞竹子的诗句，也不必一一列举了。

　　竹子的生长并不限于南方，在北方同样可以生长，如果稍加培植，它将更容易适应北方的气候，生长将更茂盛，这将大大增加我们的工业和建筑业的原材料来源.

　　　　　　　　　　　　烂柯山故事新解

　浙江省有许多闻名的山水，其中有一座烂柯山，位于衡县以南。我曾见许多朋友到浙江去就一定要看看烂柯山。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座山上果真有什么迷人的风景不成？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所以要看烂柯山，无非因为这座山是由于一个神话故事而得名的。

　　据南北朝时期任昉的《述异记》一书载称：

　　“晋王质入山采樵，见二童子对奕。童子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饥。局终，童子指示曰：汝柯烂矣。质归乡里，已及百岁。”

　　虽然《述异记》这部书未必是任昉所著，可能是后人伪托之作，但是这一段故事却很意思。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分析，这个故事倒很象是科学幻想，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不应该把它看成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王质，在山上只看完了一局棋，而砍柴用的斧头上的那根木柄就已经腐烂了，回到家里已经一百岁了。这种情形在我国古代大量流行的神话故事中，本来不算什么希奇。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神话故事，都是以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的公式为指导来编写的。不过那些神话故事都没有烂柯山的故事这么著名罢了。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倒是在于这个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类的公式，究竟有没有科学意义？

　　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应该采取肯定的语句。特别是现在人类向宇宙飞行的序幕已经打开的时候，我们对于烂柯山的故事尤其必须进行新的解释。

　　最近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一九六一年第三期上，刊登了苏联物理数学博士梅希可夫斯基写的《时间相对性的验证》一文。作者引述了科学研究的最新材料，来证明时间相对性的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按照这个自然规律，梅希可夫斯基说：“假设某一宇宙飞行家出发旅行的时候是二十五岁，家里有父母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当他作了五年的星际旅行回到地球上的时候，他的父母和妻子都已去世了。前来欢迎他的是他的女儿，但是她不是八岁的女孩，而是一位白发苍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了。”这虽然是假想的故事，可是它同烂柯山的故事多么相似啊！

　　未来的宇宙航行中，因为载人的飞船是以接近于光波的速度向遥远的星际飞去，所以对于飞船上的人来说，时间就过得特别慢，几年的时间就能走许多光年的星际航路；而地球还是照老样子慢慢地自转和公转，所以对地上的人们来说，时间反而过得快了，在星际空间只飞行了几年的时间，地球上的人却过了大几十年。这个时间相对性的自然规律，当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过人们也决不能任凭自然规律来摆布，人类将毫无疑问地要进一步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而不至于束手无策。

　　现代的科学家已经有了许多新的方法，可以控制自然规律，使它为人类更好地服务。在控制时间相对性的这个规律方面，现代科学家也已经想出了一些办法。比如用长期睡眠的方法，将会使宇宙航行家的亲人一觉醒来就过了几十年的时间，等到亲人回来还没有老。又比如将来宇宙飞船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一家人都可以去飞行，甚至地球和其他星球之间的来往日益频繁，你来我往的时间更加迅速和缩短。这样人们就会逐渐减少以至消除时间相对性这个规律对人的支配作用，烂柯山的故事将永远不会重演了。

                                  起死回生

　中国古代有许多起死回生的故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神话成分。我们从来都把这许多故事，当做无稽之谈，不去注意它们。但是，最近知道，保加利亚医生竟然救活了死去二十分钟的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重新研究起死回生的问题了。

　　那位死去二十分钟的纳伊德诺娃，是在工作时触了三百八十伏特的三相电流，心脏立即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停止了。这个情形很象中国古书上所谓“暴蹷而死”。外科医生德雷江决定给死者动手术，他把手探入她的胸腔，按摩她的心脏，并且把一根橡皮管通进她的口里，向里面输氧。当德雷江的手触及存者的心脏，开始按摩的时候，她已经死去二十分钟了。按摩了九十分钟以后，死者的心脏才开始正常的收缩。这就是说，纳伊德诺娃是在死去一小时又五十分钟以后，才开始复活的。本来开刀的地方，一滴血也没有，这时候刀口才开始流血。手术后的第三天，她就恢复了神智。这件事充分地显示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医学，和其他事业一样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人的生命能够死而复生，这是多么伟大的胜利啊！

　　在这里，我想应该提起中国医学史上某些失传了的不完全的经验，以供我们的医学界，在进一步研究起死回生问题的时候，作为参考。

　　关于起死回生的故事，我国在纪元前三世纪以前就有了。从那以后，二千多年间都流传着一些文字记述，有的显然没有什么价值，有的则比较有价值。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首先应该提到汉代司马迁记述的一个故事。

　　据《史记》《扁鹊传》的记载，古代的名医扁鹊，路过虢国，正值虢太子“暴蹷而死”，并且“死未半日”。扁鹊自告奋勇要把他救活，虢君就请扁鹊去抢救。“扁鹊乃使弟子于阳砺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剂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看来扁鹊指挥他的徒弟子阳、子豹，以针砭为主，以灸熨和汤药为辅，竟把死去半日的虢太子救活了。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很认真的历史家。他记载的史实，一般说来，都经过调查和考核。那末，这个故事恐怕也不是全无根据的。扁鹊进行针砭的部位是三阳、五会，他用的汤药是八减之剂，灸熨则在两胁的下面。如果有医学家细心加以研究，我想一定可以找到其中的奥妙，探索出一些道理来。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一书中，又说扁鹊到赵国的时候，刚巧赵太子“暴疾而死”，扁鹊“先造轩光之灶、八成之汤，砥针砺石，取三阳五输，子容醻药，子明吹耳，阳仪反神，子越抹形，子游矫摩，太子遂得复生”。这一段记载同《史记》所载的基本相同，也许是一件事的两种传说。但是，刘向所记的材料更多一些，除了针灸、药物之外，还有扁鹊的五个徒弟分别进行吹气、按摩等等动作，这些对于研究者无疑地将更有用处。

　　在扁鹊以后不很久，三国时代的东吴有一个神医，名叫董奉，也有起死回生之术。据《三国志》《吴志》卷四《士燮传》注：“燮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颐，摇消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也记述了这个故事，它更具体地说，士燮是做交州刺史，得毒病死的；董奉给他吃的有三颗丸药。对于这类记载，我们过去根本不愿意去睬它，可是现在再看一下似乎还有一点道理。特别是这些故事中的死者，都属于暴疾、毒病而致死的，不同于自然衰老无可挽救的死亡现象，好象比较有可能复活似的，因此我在这里要大略加以介绍。

　　其他的故事我就不再列举了。希望对这些材料有研究兴趣的朋友们，专门进行研究，最好有中西医共同合作，把同类的资料收集在一起，加以甄别、批判和取舍，仔细分析和论证，把其中比较有用的资料做一番整理，以便对起死回生这个古代流传下来的老题目，能够进一步做出科学的解答。

                         堵塞不如开导

        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种种特征，同时，一切事物又必定有它们的共同性。不停的运动应该算是一切事物的共同性之一。

　　因为一切事物都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所以人们对待各种运动的力量采取什么态度，则是决定人们的所作所为成功或失败、正确或错误的一个根本问题。

　　人们对待事物运动的力量也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归结起来，有两种态度是正相反对的。一种是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一种是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前者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后者是正确的，必然会胜利。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和经验教训非常多。最古的最著名的是鲧和禹治水的传说。

　　关于鲧的传说，在许多古籍记载中颇不一致。《山海经》的《海内经》说鲧是天神，不忍见人间饱受洪水的灾害，偷了天上的“息壤”到人间来治水。天帝震怒把他杀了。但是，《尚书》《尧典》记载了另一情况，就是说，尧派鲧去治水，鲧用堵塞的方法，以致洪水越闹越大，人民不满。后来舜把他作为四凶之一，杀死在羽山。《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书记载这个传说，与《尚书》的记载基本上相同，应该认定这是流行比较广的传说。

　　我们且不去考证我国原始社会时代是否有尧、舜和鲧等人的存在，只从这个传说来看，那末，很显然可以断定鲧的治水方法是错误的，他完全违背了洪水奔流的自然规律，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与此相反，禹的治水方法就比鲧高明得多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事迹，这里面包含着很重要的道理，不可仅仅作为等闲的神话传说来看待它。

　　据古书记载，禹是鲧的儿子，舜杀了他的父亲，又叫他去治水，他却没有怨言，而以拯救天下人为己任。可见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风格也很高。禹鉴于他的父亲失败的教训，决心改变他的父亲的做法，不用堵塞而用开导的方法，使洪水畅流入海。这个方法符合于自然的规律，结果当然就胜利了。

　　我们并非盲目相信古代传说。我们知道，禹治水的时代乃是新石器的时代，以原始的最低的生产力，决难治服滔天的洪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关于当时洪水的传说，决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样，大禹治水的传说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孟子还特别具体地说：“禹疏九河，渝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些记载岂可一概抹杀？我们如果从这一个传说中，能够领会一些古人的经验教训，岂不是更好吗？

                          一个鸡蛋的家当

　说起家当，人们总以为这是相当数量的财富。家当的“当”字，本来应该写成“帑”字。帑是货币贮藏的意思，读音如“荡”字，北方人读成“当”字的同音，所以口语变成了“家当”。

　　我们平常说某人有了家当，就是承认他有许多家财，却不会相信一个鸡蛋能算得了什么家当！然而，庄子早就讲过有“见卵求富”的人，因此，我们对于一个鸡蛋的家当，也不应该小看它。

　　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时，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领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

　　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地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

　　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

　　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地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这样的人即便挣到了一份家当，也不可能经营什么生产事业，而只会想找个小老婆等等，终于引起夫妻打架，不欢而散，那是必然的结果。

　　历来只有真正老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够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而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

                       两座庙的兴废

        最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路过古北口，参观了一座“杨家庙”，新修的庙宇，煞是好看；回来路过潮白河畔的狐奴山下，又寻访了一座“张公庙”，却只剩下一堆瓦砾，已经看不见庙宇了。这两座庙的一兴一废，使人不禁会发生一起感慨。

　　古北口的“杨家庙”是经过文化机关拨款兴修的庙宇，并且由住在庙里的道士负责看管，远近闻名，参观的人很多。由于杨家将的传说，流传久远，深入人心，各地方的群众都希望自己本地的历史，与杨家将能够发生某些联系，这种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实际存在的历史文物，我们就不能把传说当做真迹。

　　据《宋史》《杨业传》称：“业老于边事，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京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业副之。……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干河。”最后杨业战败被擒的地方，也是在雁门关以北的陈家谷口。可见这位“老令公”活动的地区，始终只在雁北、察南，根本没有到过古北口附近。

　　至于杨业的儿子杨延朗（后来改名为延昭）、孙子杨文广，在《宋史》上都有小传，附于《杨业传》后。延郎最初随他父亲到过朔州前线，当过先锋，后来他自己作战的地方，就在莫州、保州、高阳关等处，即现今河北的任丘、清苑、高阳各县境，离古北口很远。文广最初随范仲淹在陕西，随狄青到广西，这且不说；后来任成州团练使、兴州防御使、定州路副都总管，这几个地方也都在现今河北的清苑、定县，山西的兴县等地，也离古北口很远。

　　如此说来，不但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本身，有许多牵强附会，不合历史事实；而且，杨家将的活动根本与古北口没有关系，这是非常明显的。古北口这个历代爱国英雄流血苦战的长城要塞，的确很值得认真保护，让人们往来凭吊。可是，如今这个关口仍然是一片荒凉，没有修整；却偏偏把一座与此地无关的杨家庙修缮一新，这真叫人莫名其妙。至于庙内所有的塑像都十分拙劣，就更不用提了。

　　与这座杨家庙的情形相反，在潮白河畔的狐奴山下，有一座“张公庙”，却久已毁坏，一直无人理睬。这座张公庙是纪念东汉光武帝时期一位文武兼长的著名人物张堪的庙宇。《后汉书》《张堪传》载：“张堪字君游，……击破匈奴于高柳，拜渔阳太守。……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公为政，乐不可支。”这就说明，我国北方种稻的历史，是从二千年前的张堪开始的。

　　现在顺义县狐奴山下有若干村庄，就是历来种稻的区域。你如果走到这里，处处可以看见小桥、流水、芦塘、柳岸，穿插在一大片稻田之间。这才真的是北国江南，令人流连忘返。

　　按照县志的记载，我找到了这座“张公庙”的遗址，然而，它却已毁坏多年了。据当地干部说，从前还有两块碑，也被弄去铺路了。

　　看了这个庙荒废的情形，同杨家庙兴修的状况相对比，给人的印象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以为，就这两个庙宇来说，杨家庙如果值得兴修，张公庙就更值得兴修；张公庙既然不值得重视，杨家庙也就更不值得重视了。这样从比较中看问题，不但对于这两座庙，即便对于其他类似的事情，大概也是合理的吧！

                        磨光了的金币

　我们的许多孩子都喜欢看《克雷诺夫寓言》，因为这位十九世纪初期的俄罗斯作家，用了他自己认为是“半说半笑”的寓言形式，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说教”，证实了许多“神圣的真理”。

　　在他的寓言中，有一篇题目是《金卢布》。它描写一个头脑简单的农夫，在地里捡到一个金卢布，上面沾满了尘土；有人拿三把五分的硬币，想来换他的金卢布。农夫心里想，如果把金币磨光了，也许将来人家还会出双倍的价钱。于是，这个农夫用砂石和砖头，把金卢布磨得光光亮亮的，然而，他没想到这个磨光了的金卢布却已失去了原来的价值。

　　克雷诺夫说这个寓言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他自己认为这是要说明我们的教育，不应该使受教育的人们“善良的本质连同外衣一起丧失了，不要削弱他们的灵魂，不要损害他们的性格，不要使他们失去质朴单纯，仅仅给了他们虚有其表的光彩，给他们招致不光荣来代替光荣”。但是，实际上这个寓言的意义还不只是克雷诺夫自己所说的这一些。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这一部著作中，曾经引用了克雷诺夫的这个寓言，讽刺了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揭穿他要把马克思学说变成磨光了的金币的那种企图。列宁实际上已经把克雷诺夫寓言的含义，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起来了。克雷诺夫的寓言，在列宁的手上，已经成为进行理论斗争的一种武器，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武器了。

　　象米海洛夫斯基那样，力图使马克思学说变成磨光了的金币的一些人，在世界上还远没有绝迹，也不会绝迹。这种人，如同米海洛夫斯基一样，实际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利益，极力吹嘘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而要用阶级调和的理论去代替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无论自己是否认识得到，实际上都希望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观社会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特别强调要把生产资料平均分配，无限制地发展小生产，减少社会分工，在经济上、政治上尽量保存资产阶级的民主。

　　如果这些民粹派的观点变成了事实的话，那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丧失了它的原有意义和价值，它的本质特点就将完全被磨掉了。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列宁的回答是不能容忍，因而他坚决地起来进行斗争，给后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榜样。

　　但是，这一切却完全超出了克雷诺夫在写作这个寓言的时候最深广的意料之外。现在看来，这个寓言不但对于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有意义，不但对于我们的理论斗争具有实际的意义，而且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都有普遍的意义。事实证明，磨光金币的行为在各方面都有。除了象米海洛夫斯基那样别有用心的人以外，还有许多人是因为缺乏知识，没有经验，甚至于有的自以为是出于一番好意，而做了这类愚蠢的事情。

　　鲁迅也曾经讽刺过一种人，把古代铜器上绿色的铜锈磨掉，自以为很好看，结果却把古物毁坏了。这和磨光金币的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从生活的经验中还可以举出许许多类似的例子。也许这种例子现在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谁能证明这类事情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呢？这类例子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应该承认，“磨光了的金币”是到处可以发现的，因此，必须随时注意加以鉴别，千万不要上当。

                      最现代的思想

        曾经看见一些剧本，当它们写到古代的英雄人物，比如写到曹操等等的时候，就好象在写现代的大政治家一样，甚至于就写成是一个革命领袖的样子，说的话也和现代的政治术语一样或者差不多。还有一些剧本写到农民起义，比如写到太平军起义等等的时候，又写成好象与现在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无论描写他们的纪律和联系群众的作风之类，都或多或少地套用了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甚至有许多术语也是生搬硬套的。

　　这种现象好不好呢？我看很不好。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好的，至少是并不算坏。

　　记得前几年，我们曾经反对过戏剧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当时所批评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就是硬把现代的事情套在古人身上，要叫舞台上的古人，大讲现代的革命道理，做现代人所做的事情，向现代人说教。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倾向虽然已经遭受严肃的批评，然而，它的残余影响实际上仍未完全消除。现时我们所遇见的上述现象，难道不正是前几年的反历史主义倾向的残余或者残余之残余吗？

　　无论关于曹操的剧本和关于太平军起义的剧本之类，不这样写是不是可以？有人说：不行。据称，只有这样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原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上，谈到拉萨尔编写《弗朗茨·封·吉庆耿》这部剧本的时候，曾经说过：“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在最纯粹的形式中。”这句话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是要通过戏剧给人民群众以教育。写古代的人物故事，其目的是“古为今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马克思决不会支持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他说这句话更不是为了支持反历史主义的倾向的。他如果死而有灵，知道有人曲解他的话，把它作为反历史主义的护身符，他一定要起来做严正的驳斥。

　　要弄清楚，所谓“最现代的思想”是指无产阶级的思想，即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显然不是古代人所具有的。因此，根本不应该把这种思想强加于古代人，而让舞台上的古代人说出具有“最现代的思想”的话来。

　　那末，马克思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显然是要求作者，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这个最现代的思想为指导，来编写剧本，正确地表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用以教育人民群众。他的意思决不是叫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直接采取现代化的表现形式，而是要保持历史的原来形式。这个意思难道还会引起什么误解不成！

                        “批判”正解

        有几个老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久以前来看我。因为分别多年，过去又是无话不谈的，这一见面就什么都谈个痛快。中间有些不同的意见，各持一说，吵得脸红脖子粗。夜深了，有的还没有吵清楚，也只好不了了之。今晚想起有一个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这就是对于“批判”的看法，应该向我的老朋友们写一封公开信，把我的意见再作一番申述。

　　朋友们，你们为什么那样不高兴听“批判”这两个字呢？难道一提到“批判”就真的觉得受到打击，就什么都被否定，一切完蛋了吗？我认为这是对于“批判”的极大误解。

　　其实，不论是思想批判、学术批判等等，决不是以“打击”或“否定”一切为目的的；而是为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地接受遗产，发展文化，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不但不是什么坏东西，而且是我们经常需要的好东西。马克思主义所以被公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自己，一直用批判的方法进行他的理论研究，建立了崭新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早期的一部重要著作，题目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什么马克思把正面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称为批判呢？难道马克思写成这部书，不是建立了政治经济学这一门新的科学体系吗？

　　问题很明显，批判是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批判即是研究，没有批判的研究就不能叫做研究。

　　所以，列宁在介绍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时候说：“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宁的这一段话虽然是在《青年团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的，但是，这无疑的是对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非常重要的概括。

　　这里所说的批判，当然与十八世纪德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的所谓批判主义完全不同。我们的批判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研究过程。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对于人类已经创造的一切，既不是盲目地全部加以肯定；也不是笼统地一概加以否定。在这个过程中，凡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东西都要被抛弃；凡是合理的正确的东西都要得到进一步的发扬。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批判的过程也就是扬弃的过程。扬弃这个哲学概念，所谓“奥伏赫变”，虽然是黑格尔的创造，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个概念本身也经过了批判和扬弃的过程，而有了重大的发展，成为高级思维必不可缺的方法。

　　那末，我们在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中采用这样的批判方法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批判方法和批判态度来进行研究工作，结果就只能是主观武断。而武断，作为批判的对立面，却是科学的敌人。它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完全违背了客观事物的辩证关系。如果你们不喜欢批判，难道你们会喜欢武断不成？

　　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坦白地说，我们大家都是有了一些经验的人，谁不懂得资产阶级的某些学者欺世盗名的秘密呢？他们常常根据一点零星片断的材料和感想，就武断地做出某种假设，然后再用演绎的方法，进行许多推论，从而构成某种学说，于是就自成一家。其实，他们自鸣得意的所谓学说，有的是彻头彻尾的武断，有的也包含了相当多的武断成分。这类例子在我们的朋友中都能够举得出来，你们难道忘记了吗？

　　至于说在过去的思想批判和学术批判中，有些人不会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以致发生某些缺点或错误，恐怕也是难免的。我并不为那些可能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辨解。但是，不会运用批判的方法，追究原因，仍然是由于不了解批判的正确意义，对于批判有了误解的缘故，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谁最早发现美洲


　　最早发现美洲的是谁呢？这个问题本来已经有了答案，人们都知道是十五世纪意大利人哥伦布最早发现了美洲。然而，现在这个答案却发生了动摇。

　　在《知识就是力量》一九六一年八月号中，刊载了非常新奇的资料，说明中国人到达美洲比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还要早一千年。

　　这个资料向我们介绍，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佛教徒，曾经沿着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到达了美洲的墨西哥等地，并且用文字记述了那里的物产和风俗习惯等情形。资料同时指出，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某些古国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还发现了与中国一样的佛像；当地古代建筑和雕刻，也是亚洲的风格；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墨西哥最大的民族之一——奥西德克族的全部文化都起源于古代的中国。

　　为了判明这个资料的可靠性，报纸编辑部调阅了俄文《知识就是力量》的原稿。原来这个资料的中文稿是根据俄文摘编的，有若干重要的删节。俄文稿中说到，中国佛教徒游历了大西洋彼岸的国家，那个国家的名字是“AＹ—ⅢＡＨ”。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切地找到这个问题的新答案。

　　按照俄文的读音，我在反复考证之后认为，那个美洲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史籍中的中文译名就是“扶桑”。如果《知识就是力量》的资料介绍是可靠的话，那末，还可以更确切地说，中国古人所谓“扶桑”便是指的“墨西哥”。过去一般人把扶桑当成日本，那是错误的。古代史书中称为“倭国”的才是日本，而扶桑则是墨西哥。

　　何以见得呢？打开唐代姚思廉编撰的《梁书》卷五十四，我们在《东夷列传》中就会看到如下的一段重要记载：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面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

　　这一段文字记叙中，有几点重要的情况，与上述资料相吻合，就是说：第一、它描写的恰恰是五世纪的情况。齐永元元年即公元四九九年，是五世纪的末期。第二、沙门慧深是当时著名的僧人，还不只是一般的佛教徒。第三、文中所述扶桑的物产和风俗习惯，的确很象墨西哥。而且这一段文字在唐代李延寿编撰的《南史》卷七十九中又重复出现了一次。《梁书》和《南史》同是唐代的作家编撰的，他们的时代离南北朝不远，见闻当然比较确实可信。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罢了。

　　不过有一点是史籍记载与外文资料相异之处。这就是慧深的国籍尚待考证。《梁书》写的是“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好象慧深是从扶桑国来的。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查考。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段历史记载，总可以说明中国人和亚洲人，早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与美洲的国家和人民有了亲密的往来。当时从亚洲大陆到美洲大陆，只要沿着阿留申和阿拉斯加前进，可能并不很困难。因此，中国人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友谊无疑地具有悠久的传统，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事实啊！

　　如此说来，哥伦布显然不是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人了。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哥伦布的功绩完全抹杀，他毕竟可以算是发现由欧洲到美洲的新航路的第一人。

　　与古代扶桑国有关的问题还不少，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还有许多值得介绍的材料，今天说不完了。希望热心的朋友们也能够多多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扶桑”小考”

      “为什么你把扶桑说成墨西哥？难道过去我们把扶桑当做日本真的是错了吗？”

　　有人看了前次的《夜话》以后，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我想把扶桑做一个小小的考证。

　　扶桑决不是日本，这是可以肯定的。几乎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史籍中，对日本的正式称呼都是“倭国”。如《山海经》的《海内北经》早就写着：“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当时所谓“带方”即今之朝鲜平壤西南地区，汉代为带方郡。后来的史籍，包括我前次引述的《梁书》、《南史》等都在内，也一概称日本为“倭国”，与“扶桑国”区别得非常清楚，不相混淆。在这些史书的《东夷列传》中，“倭国”和“扶桑国”都分开立传，显然是两个国家。

　　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两个国家的距离也很远。倭国的位置，只是“在带方东大海内”；而扶桑国的位置，则是“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查《南史》载，大汉国是“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而文身国又是“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这样算来，扶桑国距离中国共有三万多里，比日本远得多了。

　　了。

　　写到这里，报社的同志给我送来了许多有关的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说，早在一七六一年，有一个学者名叫金勒，大概是法国人，他已经根据《梁书》的记载，指出扶桑国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并且认为发现新大陆的可能以中国人为最早。一八七二年又有一个学者名叫威宁，完全支持金勒的主张，认为扶桑必是墨西哥。一九○一年七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雷尔也发表论文，提出与威宁相同的主张。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意见当然不能流传，而逐渐被淹没了。

　　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我更加相信这个判断是可以站住脚的。因为那些外国人也证明《梁书》记载的扶桑国物产和风俗，大体上与古代的墨西哥很相似。

　　据说，所谓扶桑木，就是古代墨西哥人所谓“龙舌兰”。它到处生长，高达三十六尺。墨西哥人日常饮食和衣料等，无不仰给于这种植物。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古代有巨大的野牛，角很长。这同样符合于《梁书》的记载。

　　至于有人说，古代墨西哥没有葡萄，只是后来欧洲人到达了美洲，葡萄的种子才从欧洲输入美洲。威宁等人却证明，在欧洲人未到美洲以前，美洲已经有野生的葡萄，就是《梁书》说的蒲桃。法国人房龙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中，也说欧洲人初到美洲时，称美洲为“外因兰”，意思就是“葡萄洲”，因为那里出产一种葡萄，可以用来酿造美酒。

　　还有的人说，美洲没有马，后来西班牙人才把马运到美洲去。但是，动物学家根据地下挖掘的动物骨骼，证明美洲在远古时期曾有马类生存。可能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一千年的慧深时代，墨西哥一带仍然有马也未可知。

　　在墨西哥出土的许多碑刻中，有一些人像与我国南京明陵的大石像相似。还有的石碑有一个大龟，高八英尺，重二十吨以上，雕着许多象形文字。据考古家判断，这些显然都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苏联科学院出版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还证明古代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会熔炼金、银、白金、铜以及铜和铅的合金——青铜，却没有发现任何地方会炼铁的”。这一点与《梁书》的记载也完全相符。

　　《梁书》上面本来还有一段文字写道：“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前次我删节了这一段文字。现在看了威宁的材料，才知道墨西哥的风俗恰恰也是这样。

　　最后恐怕有人会问，当时人们往来到底是走哪一条路呢？这正如房龙说的：“他们是由太平洋北部窄狭的地方航行来的呢？还是由白令海峡的冰上走过来的呢？还是远在美亚两洲间尚有陆地相连的时代便过来的呢？——这些我们全不知道。”然而，他实际上做了三种可能的假设。或许古代的中国和扶桑国之间的交通是三种情形都有，这也未可知。

　在谈论谁最早发现美洲大陆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人都很关心慧深的国籍。

　　到底慧深是哪国人呢？对这个问题应该首先做出初步的回答：他是中国人。

　　根据何在？有《高僧传》可以作证。这部书是梁朝的和尚慧皎编撰的。他与慧深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当然他的记载比较可信。

　　按《高僧传》的记载，在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可见当时慧深在禅林中影响很不小。这里虽然没有明白记载慧深是哪国人，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外国人。因为《高僧传》中凡遇外国的和尚，就都写明来历，一看便知。比如，慧基与西域法师僧伽跋摩、弘赞禅律等往来，编书的人在文字上都交代得明明白白。假若慧深是外国人，决不会不写清楚，相反的，倒还可能大书特书，以表明慧基在佛教领域的威望很高，连外国和尚也跟他学佛。

　　而且，当时外国的和尚即便到中国来，也没有改变法名的道理，照例应该用他的外国法名译音，如僧伽跋摩等等。慧深的法名显然表明他是中国的和尚。

　　但是，《梁书》《东夷列传》上分明写着：“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这中间的“其国”二字应该如何解释呢？

　　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扶桑；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南齐。用后一种解释虽然可以打消关于慧深国籍的疑问，可是在文法上说来比较勉强。用前一种解释更符合上下文的文法，只是对慧深的国籍问题又难于说通。

　　那末，应该怎样解释才好呢？关键还要看我们如何研究古代的文献记载。

　　从慧基的传记中，我们发现他“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齐建武三年是公元四九六年，上溯八十五年，为公元四一一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他“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候应该是公元四三一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后来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四五二年以前的事情。慧深无疑的也是在这个期间成为慧基的弟子。从此以后到齐永元元年，即从公元四五二年到四九九年间，这四十多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美洲之时。等他回到荆州，刘宋的天下已经变成萧齐的天下了。人们都说他来自扶桑，这是很自然的，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

　　而且，慧深到美洲的目的，显然是去传播佛教，他是以佛教徒的身分去的，决不会到那里以后才变成佛教徒，这也是可以断定的。同时，在他游历美洲的时候，那个大陆上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触佛教，还没有他们自己的沙门，更谈不上派遣他们的沙门到中国来游历。至于他们当时如果曾派人来中国拜佛取经，那也一定会有记载。在有关慧深的史料中，我们的找不出这样的迹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美洲大陆确实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被中国人首先发现的。据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地学杂志》第三十七期上，也有一则资料写道：“近来西方学者创立一说，谓最初寻获美洲大陆者，实为我中国人。其说以美洲红印度人之语言形体皆与中国人相似为证。……最近则有著名考古家奈云，偕人种学家数人，在墨西哥国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衣饰亦稔为中国十数世纪之物。此外，又有泥造佛像数百，长约数尺，其塑法与中国近代之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前中国之技术也。……有此种种确据，乃可证明美洲大陆，实为中国人最先发现者。其发现之时期，距今约一千五百年之久。”

　　根据上面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断言，慧深至少是当时发现美洲大陆的最突出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