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比较
大约5000年以前，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诞生的，其各具特色的文明发展史，构成了灿烂辉煌的大河文明，对整个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四大文明古国之外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共同构成了地中海文明，希腊文明是地中海文明的发祥地，罗马则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和古代西方世界的统治者。地中海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
大河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由于发祥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造成了两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资源的多样性，是人类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而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文化类型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各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
大河文明的稳定持重，与江河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性有关；
海洋商业文明的外向开拓精神，则与大海为海洋民族提供的扬帆异域、纵横驰骋的条件有关。
大河文明诞生于大江大河流域，这些区域灌溉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地相对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生存，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故农业往往很发达。大河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本形态，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出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作为典型的大河文明，中华民族较少有拓边侵略的行径。最能体现中国人防御思想的是长城的修建。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曾执世界文明的牛耳，特别是纺织、造船、制瓷、造纸、印刷、火药、建筑等行业的成就，曾一度令世界各国望尘莫及。大河文明创造了灿烂而持久的封建文化，维系了长期的政治稳定。
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大河文明的特点是：稳定持重，但不思变革；注重防卫手段，但缺乏出击精神；推崇道德，但轻视效率；安贫乐道，但不具冒险精神。如大河文明造就的中国的战略文化，崇尚“人之初，性本善”，崇尚“和为贵”，将基本战略目标定位于守国土、求统一、保和平，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争手段选择的最高境界。这一战略文化传统曾经使中华民族蒙受过诸如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结局，但中华民族善良平和的民族特性并不会因此而埋没其光辉，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优秀一面也同样不应当被埋没。
再看欧洲人所聚居的地中海地区。
地中海，处于欧、亚、非大陆之间的陆间海，被称为“上帝遗忘在人间的脚盆”。簇拥地中海的陆地，森林茂密，丘陵遍布，土地贫薄，不适和农作物的生长。但其地陆海交错、港湾纵横，海面大多是波平浪静，确为地中海人航行海上从事商贸活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地中海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地处爱琴海，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陆路交通不方便，可耕地面积较少，农耕文明发展空间小，陆路交通的不方便，便自然选择了海洋为文明发展的主要方向。滨海地区拥有渔盐之利和交通之便，工商业便应运而生。地中海文明以外向发展和商品经济为基本特征，开拓海外市场、抢占殖民地、实施海外扩张是其天然使命。
地中海人的航海业和海上贸易十分发达，而且形成了一种向外展拓的文化类型。地中海文明的特点是发展和变化的前沿性的跳跃性，它活力强劲，有一种勃然而发的力量，可以在短期内迅速生长壮大起来。地中海文明造就了西方近代的战略文化，它以“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作为人之本性和认知世界的基本范式，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演绎的竞争和冲突作为生存的基本法则。在这一逻辑下，侵略、扩张、掠夺是合法的，战争是必需的，世界是强者的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大河文明与以地中海文明为标志的海洋文明尽管存在差异，但也是一种互动的和互相借鉴的关系，在整体上并没有优劣之分。大河文明的主要特点是生命力顽强，海洋文明的主要特点活力强劲。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是属于海洋的，还是属于内陆的，其本质区别在于它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活，还是以海上航运、海外贸易为主要的经济生活，但最终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活决定这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和文明基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各国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彼此的互动性，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各种文明相互交融，彼此取长补短，无论是大河文明还是以地中海文明，都在推动世界文明的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