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的思考（６）　　　　

关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的思考（６）　　　　
  
　　　　
  
　　总之，在中小学教材改革的进程中，要处理好多样化与统一性的关系。我们的改革目标决不是由统一性走向多样化，而是走向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说，是"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这个前提必须坚持，而不能放弃，否则多样化就有可能搞过头，异化，走向反面。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中小学教材从编写到选用，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绝对自由，而是受到种种杠杆的制约，诸如政府经费拨付或资助的制约，考试导向的制约，等等。
　　其四，当前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工作，必须以教育部新近颁发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文件为依据，正视并切实解决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问题之一是教材编写者(包括集体和个人)没有经过必要的资格审查和认定。什么人都想编教材，似乎什么人都能编教材。而实际上，教材特别是中小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是不同的，与一般图书更是不同的，具有自身的许多特点。要使科学体系、结构、内容变成学科体系、结构、内容，进而变成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内容，必须研究、懂得，进而熟悉、掌握不同年级不同年龄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程度和特点，必须研究、懂得，进而熟悉、掌握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规格。简言之，必须懂教育目标、培养目标、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必须懂教育方针、教育原理、教育规律、教育改革和发展趋势，必须懂学生、教师和教学设备、条件、手段、方法，还必须懂得历史上同类教材和国外同类教材的长短优劣。不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编写队伍，就不可能编出好教材。为此，中小学教材编写，只有兼职人员是不够的，必须有一支专业队伍，必须坚持长期的、深入的科学研究作为基础。
　　问题之二是仍有一些教材，没有严格执行编、审分开这一有利于保证教材质量的制度，有的是编、审不分，自编、自审，有的是审而不严，有的甚至干脆不送审，直接进入市场。教育部已明令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和国家公务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教材的编写工作。"也明令规定："全国和省级教材审定机构审定委员和审查委员被聘期间不得担任教材编写人员。"(见《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这里涉及职务之便与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问题。但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上述文件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惩处办法是通报批评、责令退出或取消资格，而没有行政处分和经济制裁措施，这对极少数人来说，恐怕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此外，"审查意见"如何保证公平、公正，也必须有相应的监督机制。
　　问题之三是有些地方的教材(还有学生练习册、作业本)出版或印装没有高质量的出版社和印刷厂予以保证，粗制滥造，质量低劣，或无法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影响教学，误人子弟。
　　问题之四是一些地方和个人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对教材的发行和选用，搞地方保护主义和不正当竞争，用行政干预，甚至用不正当手段强行推销。虽然国家明文规定，各省在教学用书目录上同一年级同一科目教材至少推荐两种以上供选用；虽然国家也明文规定了中小学教材的选用权限，但是事实上，由上级行政部门包办代替而不从当地实际出发的情况所在多有；少数人拉关系、打招呼、暗箱操作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单纯从经济利益考虑，而不坚持质量第一的情况更是所在多有。正因为如此，真正的优秀教材，尤其是国家规划、国家组织力量编写、通过国家级审查通过的教材，难以进入当地市场，难以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难以真正做到优胜劣汰。地方保护主义的结果是造成封闭式的恶性循环，严重阻碍了教材编、印、发质量的提高。
　　问题之五是，一方面，国家的教育经费极为紧缺，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极需财力支持，而另一方面，数额极为巨大的中小学教材印刷、发行所获得的利润，没有真正反馈到或者说没有大部分反馈到教材的研究、编写和审查工作中，因此也就没有达到"以教材养教材"的目的。教育部门，教材研究、编写、审查单位是"端着金碗讨饭吃"。中小学教材作为每年用量都极大的特殊产品、特殊商品，发行营销所得的巨额利润，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教育部门及教材研究、编写、审查、管理部门与印刷、发行部门之间，如何进行合理的分割，这是关系到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能否得到提高。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涉及教材的研究、编写、试验、审查、出版、印刷、发行、选用等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各个方面，需要有强有力的机构予以组织上的保证，实行有效的领导、管理和协调。然而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部门的职能，又势在必行。上述这些工作，不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办法来解决，现有的政府机构又不可能完全包下来，现有的班子也不可能承担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全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组建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使之成为教育行政领导部门与全国教育界的中介机构，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教育部机构改革后，一些"中心"纷纷找到了挂靠单位。无疑，挂靠单位将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业务上给"中心"以支持和依托。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的运作，关键在于政府机构转变观念。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并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2000年江泽民同志发表了《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今年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并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颁布了酝酿四年之久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国务院有关部委颁发了进一步改革中小学教材建设体制和机制的一系列文件。所有这一切，都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动力。目标能否实现，目的能否达到，关键在领导。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一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必须进一步沿着法制化的轨道健康前进，也就是说，无论机构变动如何，也无论人事更迭如何，更无论任职期限如何，都应当致力于探寻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处理好继承、改革、创新、发展的关系。二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与改革的体制必须更加健全，队伍必须更加巩固，机制必须更加合理。课程教材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既有领导、管理机构，又有研究、开发机构，又有审议、评价机构。既有国家队，又有地方队。既有专业人员，又有兼职人员。既有教育专家、心理专家、课程专家、学科专家的投身，又有社会各领域专家和各界人士的参与。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惟才是举，量才录用。这样一支队伍，既相对稳定，持之以恒，又适时调整，及时更新；既充满使命感、责任感，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迅速，课程理论研究正面临极大的挑战和极好的机遇。课程改革实践呼唤科学的课程理论给以指导，而科学的课程理论不能脱离课程改革实践的源泉，也不能没有课程改革实践的检验。教育行政领导、管理机构应当是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最好的纽带与桥梁。教育行政领导、管理机构的作用不可低估，责任非同小可。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新世纪面临新挑战、新机遇，新时代呼唤新人才、新教材。新课程、新教材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取决于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取决于广大中小学教师能否更新思想观念、更新知识、更新方法手段。对教师教育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应有足够的估计。成绩很大，差距不小。各级教研室(及相应机构)是有中国特色的产物，是中小学课程、教材与教学改革的领头羊和生力军，他们为中小学教师素质的提高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作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在新形势下，应当进一步重视他们的地位，进一步发挥他们的作用。
　　笔者虽然长年从事中小学课程教材工作，并荣幸地接受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组成员的聘书，却可惜孤陋寡闻，知之甚少。以上所说，仅是个人一孔之见，文责自负。是耶?非耶?特求教于各位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