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搞“3+X”改革？　　　　
  
　　　　
  
　　□从“3+2”向“3+X”的过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综合能力测试不会冲击中学单学科的教学地位和作用；
　　□高考命题要正确处理学科能力与综合能力测试的关系，逐步减少综合测试的“拚盘”痕迹
　　自教育部1999年2月推出高考“3+X”改革方案以来，2000年已有广东、江苏、浙江、山西、吉林五省按照方案要求进行了改革试点，2001年将这一改革扩大到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2年又增加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全国普遍实施这项改革已成定局。但是，目前社会上甚至教育系统内，对“3+X”改革的认识还不甚一致，甚至还存有一些误解。
　　经过多年参与高考制度改革研究及近几年“3+X”高考改革实践工作，笔者深切体会到，改革我国考试制度仅就考试谈考试是很难奏效的，必须从广泛的范围，多侧面、多角度地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比较，在诸多改革思路和模式中找到适合国情的契合点，经过协商，提出各方面都能基本接受的改革思路和操作模式，然后试点、总结和推广并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才有出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首先弄清楚“为什么要改革”比“如何改革”显得更为重要。
　　一、为什么要从“3+2”转向“3+X”
　　在建立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基础上，于1993年全国实施了高考“3+2”改革，对普通高中来说，在教学安排、复习备考等方面都比较适应了；对考生、家长、教师来说，这样的考试模式方便应对，也没什么不好；对招生考试实施部门来说，已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实施考试的经验，考试科目设置整齐化一，录取操作也很方便，对改革这种现状在起始阶段也未必感到有迫在眉睫的压力。那么，教育部为什么还要推出新一轮高考“3+X”改革呢？
　　从近几年教育改革的实践经验来看，必须正视高考制度的改革是整个国家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之一，它必将随着国家教育制度改革的步伐前进；它又是国家教育考试，其改革走向当然要体现国家意志。
　　第一，1999年上半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要加快改革招生考试和评价制度，强调改革高考制度是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从建国初期建立高考制度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它的改革被列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当中，并与实施素质教育紧密挂起钩来，提到如此的高度，还是第一次。国务院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后之后作出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再次强调要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考是国家考试，必须进行改革，其改革走势应体现国家意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两个《决定》精神为指导，积极推进这项改革，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两个《决定》对21世纪新时代的特点及新时代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更加强调教育要为国家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高考作为高校选拔培养专门人才“毛坯”的一项重要方法和手段，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改革，从而更加突出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
　　第三，高考自身虽然一直在不断改革，正如“3+2”模式就是改革的成果之一，然而，对照上述新的要求，就不难看出即使这一改革成果曾被人们认可，但也仍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3+2”高度集中的单一化考试模式，只能测量考生共性的内容而往往不能兼顾个性内容的测量；规定的考试科目“刚性有余，弹性不足”，使高校和考生都无选择余地，对一些高中过早的文理分科，应对高考科目，造成高中毕业生文化知识结构失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全国开考科目用一份试卷、一种评分标准，形成考试模式单一、内容单一、水平单一的局面，不能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和中学的改革发展要求；考试次数单一，一年只有一次考试机会，人为地加剧了考生的心理负担等。对于这些缺陷，应当在新一轮改革中趋利除弊，加以完善。
　　因此，弄清“3+X”改革的历史意义，全面把握这项改革的总体框架和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完全应该的。但是，由于已有三年改革试点实践经验摆在面前，教育部1999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俗称高考“3+X”改革方案)也已被大家所掌握，所以在此不再评述。
　　二、深化高考内容改革，促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尚需深入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
　　1.关于深化高考内容改革与促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关系问题。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关键环节，要以高考为突破口，改革考试评价制度，要以“三有助”原则，改革考试内容，加强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探索多次机会，双向选择、综合评价的考试、选拔方式，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和选拔制度改革。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不是一种模式，在整个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都要贯彻这种思想。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要求，不是靠某一种单一措施而能实现的，正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所强调的那样，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突出抓好课程改革、改进和加强德育、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等。高考制度改革重点在内容，目的是希望从“考什么”方面入手加大改革力度，使其成为推进中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但不是推进素质教育的惟一措施，更不宜视为关键措施，否则就容易夸大或扭曲高考的功能、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种认识问题，也是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若不从高考的本质功能以及它的受经济、文化、教育、传统影响等多种制约因素考查它的改革，则对当前存在的某种“应试教育”倾向的根源就认识不清，反而认为“应试教育”现象存在的罪魁祸首只是高考。由于已有深刻的历史教训，高考制度废除不得；要改革，就要在总结新中国诞生后建立起来的高考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面向未来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本着“三有助”的原则来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再者，就高考的性质和功能而论，它究竟是以大学的行为为主体还是以中学的行为为主体？由此就又提出一个高考改革的走向和趋势是与中学教育教学关系越来越密切还是有所淡化，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予以正确回答。
　　2.关于更加注重对考生能力和素质考查与命题改革力度把握的关系问题。
　　恢复高考20多年来，作为专门的考试机构，我们一直在组织专家们长期研究如何在考查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能力的问题，并把它具体化到各考试的相关学科中去，较好地处理了知识和能力的辩证关系。但对新一轮高考“3+X”改革而言，重点在内容改革，内容改革的核心重在能力和素质考查，指导思想是有利于对考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导向。这些要求，要比仅仅处理好知识和能力的关系来得高、难得多。那么，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必须具备的能力和素质是什么；要进入高一级大学学习应当考查哪些能力和素质；在当前以纸笔形式为主体的大规模统一考试形式下，由于其天然的局限性，又能够测量哪些能力和素质呢？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逐步予以阐释明白，才不使我们总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之中。例如仅就能力而言，一些发达国家在开考某个项目之前，先作出假设，即该测试项目所测量的能力主要包括语言、数量、逻辑等能力，测试设计就围绕这些要求来进行，目标明确，可操作性也强。但我们若作出这样的假设，就会遭到社会各方面的非议。所以上述这些基本的理论和认识问题如不能透彻地研究并加以界定，我们的命题改革就很难有回旋余地，突出考查能力和素质的力度也难以把握。
　　3.关于学科能力与综合能力测试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是近几年推进“3+X”高考改革命题实践中经常碰到而又存在一定争议的问题。初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开考的学科而言，仍然沿袭前些年的基本做法，即在考查学科知识的同时，注重对该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理解、掌握和运用的能力测试，而不只是死记硬背已有的学科知识。当前已开考的有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文理综合三种类型。其命题操作原则是首先注重各单学科内的综合，其次才是跨学科的综合，跨学科综合试题占有一定比例，其比重将随着普通高中教学改革的深入而有所加大；从“综合能力测试”试卷结构来看，文综、理综各含三个科目内容，基本体现各单学科科目的主干面貌。跨学科的综合题目比重很小，整个试卷的“拼盘”结构明显，短时期内不能消除“拼盘”形式。对于含6个科目内容的“文理综合能力测试”试卷来说，就很难体现各单学科的主干面貌，“拼盘”痕迹就比前者小些，这是由该项目的性质在录取中的权重、考试时间限制、试卷长度及难度控制要求等因素决定的。这些做法虽然仍需继续完善，但在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试点后的结果证明是可行的。当然，存在的争议焦点是“综合能力测试”引入高考之中，是否会冲击中学单学科的教学地位和作用？其实这个问题在教育部高考改革方案一出台时就作了明确规定，中学要按原定教学计划进行正常教学，反对开设以应付综合能力测试为目标的综合课程，单学科的教学地位和作用不能削弱。
　　4.关于命题范围与中学教学大纲的关系问题。
　　这在改革起始阶段曾引起人们的担心和疑虑，焦点是命题测试内容超出高中教学大纲，增加了考生的学习负担。事实上，我们的实际操作原则和办法是：在命题范围的控制上，凡涉及学科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及相关内容的测试，一定要遵循高中教学大纲；但在应用上又不拘泥于大纲，考生要能利用已学的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在试题设计上要逐步实现由过去比较注重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转变的命题指导思想，增加应用性和能力型试题，命题取材更加密切联系我国和世界文化、经济、科技、教育、社会的发展；在试卷类型与结构上采取了以单学科知识与能力测试为主导，增加“综合能力测试”的试卷类型，后者要注重打破传统的封闭的学科观念，在考查学科能力的同时，向考查跨学科的综合能力过渡；在试卷长度控制上要适当缩短，给考生留出更多的思考作答的时间，逐步改革过去那种高速度、高强度应答做题的局面；在试卷中题目的布局上，要有利于考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作答，以利考生能力的发挥，试卷的总体难度随着扩招形势的发展适当有所降低，但要保持其固有的选拔功能和区分能力。采取以上的原则和办法，初步改革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没有在命题范围方面出现人为“超纲”现象，也没有以增加考生学习负担为出发点来提高试题、试卷的难度水平。
　　总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为什么要进行高考“3+X”改革，才会不断提高参与改革实践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弄清新一轮高考“3+X”改革是什么，才会全面理解这项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避免在改革进程中产生过激行为；弄清改革进程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不只文中所列这几个关系问题)，将为搞好这项改革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只有凝聚社会各有关方面对这项改革的共识，持之以恒地抓住内容改革重点，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实践，使其在改革进程中更加科学和完善，坚定不移的将高考“3+X”改革健康顺利地开展下去，才能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真正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
　　《中国教育报》2001年10月10日第5版

　　一、为什么要从“3+2”转向“3+X”
　　在建立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基础上，于1993年全国实施了高考“3+2”改革，对普通高中来说，在教学安排、复习备考等方面都比较适应了；对考生、家长、教师来说，这样的考试模式方便应对，也没什么不好；对招生考试实施部门来说，已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实施考试的经验，考试科目设置整齐化一，录取操作也很方便，对改革这种现状在起始阶段也未必感到有迫在眉睫的压力。那么，教育部为什么还要推出新一轮高考“3+X”改革呢？
　　从近几年教育改革的实践经验来看，必须正视高考制度的改革是整个国家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之一，它必将随着国家教育制度改革的步伐前进；它又是国家教育考试，其改革走向当然要体现国家意志。
　　第一，1999年上半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要加快改革招生考试和评价制度，强调改革高考制度是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从建国初期建立高考制度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它的改革被列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当中，并与实施素质教育紧密挂起钩来，提到如此的高度，还是第一次。国务院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后之后作出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再次强调要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考是国家考试，必须进行改革，其改革走势应体现国家意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两个《决定》精神为指导，积极推进这项改革，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两个《决定》对21世纪新时代的特点及新时代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更加强调教育要为国家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高考作为高校选拔培养专门人才“毛坯”的一项重要方法和手段，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改革，从而更加突出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
　　第三，高考自身虽然一直在不断改革，正如“3+2”模式就是改革的成果之一，然而，对照上述新的要求，就不难看出即使这一改革成果曾被人们认可，但也仍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3+2”高度集中的单一化考试模式，只能测量考生共性的内容而往往不能兼顾个性内容的测量；规定的考试科目“刚性有余，弹性不足”，使高校和考生都无选择余地，对一些高中过早的文理分科，应对高考科目，造成高中毕业生文化知识结构失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全国开考科目用一份试卷、一种评分标准，形成考试模式单一、内容单一、水平单一的局面，不能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和中学的改革发展要求；考试次数单一，一年只有一次考试机会，人为地加剧了考生的心理负担等。对于这些缺陷，应当在新一轮改革中趋利除弊，加以完善。
　　因此，弄清“3+X”改革的历史意义，全面把握这项改革的总体框架和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完全应该的。但是，由于已有三年改革试点实践经验摆在面前，教育部1999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俗称高考“3+X”改革方案)也已被大家所掌握，所以在此不再评述。
　　二、深化高考内容改革，促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尚需深入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
　　1.关于深化高考内容改革与促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关系问题。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关键环节，要以高考为突破口，改革考试评价制度，要以“三有助”原则，改革考试内容，加强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探索多次机会，双向选择、综合评价的考试、选拔方式，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和选拔制度改革。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不是一种模式，在整个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都要贯彻这种思想。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要求，不是靠某一种单一措施而能实现的，正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所强调的那样，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突出抓好课程改革、改进和加强德育、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等。高考制度改革重点在内容，目的是希望从“考什么”方面入手加大改革力度，使其成为推进中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但不是推进素质教育的惟一措施，更不宜视为关键措施，否则就容易夸大或扭曲高考的功能、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种认识问题，也是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若不从高考的本质功能以及它的受经济、文化、教育、传统影响等多种制约因素考查它的改革，则对当前存在的某种“应试教育”倾向的根源就认识不清，反而认为“应试教育”现象存在的罪魁祸首只是高考。由于已有深刻的历史教训，高考制度废除不得；要改革，就要在总结新中国诞生后建立起来的高考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面向未来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本着“三有助”的原则来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再者，就高考的性质和功能而论，它究竟是以大学的行为为主体还是以中学的行为为主体？由此就又提出一个高考改革的走向和趋势是与中学教育教学关系越来越密切还是有所淡化，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予以正确回答。
　　2.关于更加注重对考生能力和素质考查与命题改革力度把握的关系问题。
　　恢复高考20多年来，作为专门的考试机构，我们一直在组织专家们长期研究如何在考查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能力的问题，并把它具体化到各考试的相关学科中去，较好地处理了知识和能力的辩证关系。但对新一轮高考“3+X”改革而言，重点在内容改革，内容改革的核心重在能力和素质考查，指导思想是有利于对考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导向。这些要求，要比仅仅处理好知识和能力的关系来得高、难得多。那么，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必须具备的能力和素质是什么；要进入高一级大学学习应当考查哪些能力和素质；在当前以纸笔形式为主体的大规模统一考试形式下，由于其天然的局限性，又能够测量哪些能力和素质呢？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逐步予以阐释明白，才不使我们总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之中。例如仅就能力而言，一些发达国家在开考某个项目之前，先作出假设，即该测试项目所测量的能力主要包括语言、数量、逻辑等能力，测试设计就围绕这些要求来进行，目标明确，可操作性也强。但我们若作出这样的假设，就会遭到社会各方面的非议。所以上述这些基本的理论和认识问题如不能透彻地研究并加以界定，我们的命题改革就很难有回旋余地，突出考查能力和素质的力度也难以把握。
　　3.关于学科能力与综合能力测试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是近几年推进“3+X”高考改革命题实践中经常碰到而又存在一定争议的问题。初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开考的学科而言，仍然沿袭前些年的基本做法，即在考查学科知识的同时，注重对该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理解、掌握和运用的能力测试，而不只是死记硬背已有的学科知识。当前已开考的有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文理综合三种类型。其命题操作原则是首先注重各单学科内的综合，其次才是跨学科的综合，跨学科综合试题占有一定比例，其比重将随着普通高中教学改革的深入而有所加大；从“综合能力测试”试卷结构来看，文综、理综各含三个科目内容，基本体现各单学科科目的主干面貌。跨学科的综合题目比重很小，整个试卷的“拼盘”结构明显，短时期内不能消除“拼盘”形式。对于含6个科目内容的“文理综合能力测试”试卷来说，就很难体现各单学科的主干面貌，“拼盘”痕迹就比前者小些，这是由该项目的性质在录取中的权重、考试时间限制、试卷长度及难度控制要求等因素决定的。这些做法虽然仍需继续完善，但在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试点后的结果证明是可行的。当然，存在的争议焦点是“综合能力测试”引入高考之中，是否会冲击中学单学科的教学地位和作用？其实这个问题在教育部高考改革方案一出台时就作了明确规定，中学要按原定教学计划进行正常教学，反对开设以应付综合能力测试为目标的综合课程，单学科的教学地位和作用不能削弱。
　　4.关于命题范围与中学教学大纲的关系问题。
　　这在改革起始阶段曾引起人们的担心和疑虑，焦点是命题测试内容超出高中教学大纲，增加了考生的学习负担。事实上，我们的实际操作原则和办法是：在命题范围的控制上，凡涉及学科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及相关内容的测试，一定要遵循高中教学大纲；但在应用上又不拘泥于大纲，考生要能利用已学的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在试题设计上要逐步实现由过去比较注重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转变的命题指导思想，增加应用性和能力型试题，命题取材更加密切联系我国和世界文化、经济、科技、教育、社会的发展；在试卷类型与结构上采取了以单学科知识与能力测试为主导，增加“综合能力测试”的试卷类型，后者要注重打破传统的封闭的学科观念，在考查学科能力的同时，向考查跨学科的综合能力过渡；在试卷长度控制上要适当缩短，给考生留出更多的思考作答的时间，逐步改革过去那种高速度、高强度应答做题的局面；在试卷中题目的布局上，要有利于考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作答，以利考生能力的发挥，试卷的总体难度随着扩招形势的发展适当有所降低，但要保持其固有的选拔功能和区分能力。采取以上的原则和办法，初步改革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没有在命题范围方面出现人为“超纲”现象，也没有以增加考生学习负担为出发点来提高试题、试卷的难度水平。
　　总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为什么要进行高考“3+X”改革，才会不断提高参与改革实践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弄清新一轮高考“3+X”改革是什么，才会全面理解这项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避免在改革进程中产生过激行为；弄清改革进程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不只文中所列这几个关系问题)，将为搞好这项改革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只有凝聚社会各有关方面对这项改革的共识，持之以恒地抓住内容改革重点，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实践，使其在改革进程中更加科学和完善，坚定不移的将高考“3+X”改革健康顺利地开展下去，才能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真正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
　　同意

晕~~~~~~两个东东，说这么多废话~~~
我不赞成改革，怎么改都不行~~越改越乱~~~！！！
不考试更好

我这里今年刚改，都不知道怎么考了。

我们这里是3+X+综合！！

应该说高考改革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还是非常有好处的，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呢？

高中生需不需要文理分科？是分文理科好或是不分文理好？近几年来国内的争论愈来愈烈。争论的正反方都穷尽了各自的论据，无非是“提高素质说”、“减轻负担说”、“兴趣说”和“就业说”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不同版本。争辩的双方都是以施教者的身份或者是以管理教育的官员的权威身份在大发议论，而鲜有人从被教育者受体本身的生物学、生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思考和探讨高中生究竟该不该文理分科。
    早在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巴浦洛夫就已发现，人的神经分三种：抽象思维型、形象思维型和综合思维型。抽象思维型宜于向理工科发展，形象思维型宜于向人文学科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哈佛的加德纳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研究提出多元智力理论，认为有的人是数学智能占优势，有的是语言智能占优势。这是高中文理分科的根本的深层的脑神经学与生物学的原因。我探索研究二十年，研究成功了皮纹生物识别多元智力测量，现在已经能从生物学、生理学和遗传学的角度对巴甫洛夫提出的“三种神经思维（智力）类型”和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力进行直接的测量了。从而证实了巴甫洛夫三种神经思维（智力）类型说与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从二十年来研究测量的40000多个样本中，初步分析归纳出：在人类总数中，数学抽象思维者占25％左右，综合思维者占25％左右，语言形象思维者占50％左右。这就解答了为什么世界各国的中小学生都普遍认为数学难的问题。因为只有25％的数学抽象思维型的学生学习数学游刃有余，成绩优秀；25％综合思维型的学生数学学习成绩在中等与良好；而占总数约一半的语言形象思维型的学生学习数学非常困难，成绩非常差，这部分学生无论如何努力也是学不好数学的。有的语言形象思维型的学生学习数学非常刻苦努力，但付出的与得到成绩不成正比，往往事倍功半。但语言形象思维型者的智力并不低，且不乏非常优秀者，他们只是数学不好。他们的文科都非常优秀。他们往往会在文学、社会学、艺术、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取得优异成绩。如毛泽东、邱吉尔、普京、赖斯、琼瑶、郁达夫、钱钟书……都无不如此。毛泽东在自传中说他从来不交数理作业，但文史哲地非常优秀；二战中著名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在自传中说他数理成绩很差，而文科很好；俄罗斯总统普京被选为总统上台时，其岳母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普京在中学时数学成绩都是C，而其他科的成绩都是A；美国现任国务卿赖斯，在中学时代仅因数学成绩不好，而被老师认为“肯定是没出息的人”，但最后她以国际政治系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琼瑶的数学成绩也不好；郁达夫和钱钟书考大学时，数学成绩都只有三十分左右（有的说只有十五分！）而语文等科几乎都是满分，他们都是被当时的校长特别批准上大学的。如若按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钱钟书、郁达夫们是很难被大学录取的。现在上海不是就有一个文学奇才韩寒没有被大学录取吗？这是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的悲哀。
   以上都是属于语言形象思维型者中伟大的人物，他们有大志，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他们成功了。但对众多的一般的小人物而言，面对的将是学业的失败，是自认为自己智力不低，不是学习的料，而过早的弃学谋生。这对他们将造成终生的心理阴影。有自杀倾向和自杀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些学生当中。可以说，因为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与课程安排已经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悲剧……！这样的人间悲剧再也不能在我们的国家在发生了。我们已经完全有能力，也完全可以做得到用科学的方法来预防并杜绝此类悲剧的发生。因为皮纹生物识别多元智力测量可在一个孩子刚出生时就能提前鉴别出其是抽象思维或是语言形象思维智力类型，这样就可以对不同智力型的孩子施以不同的引导教育，真正贯彻以人为本和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真正实现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皆可成才。所以，文理分科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经二十年之研究，我已从皮纹生物识别的角度基本破译了人类智力密码。不同的智力参数值就代表不同的智力类型。例如：A参数值，这就是抽象思维值，若A值占主导者，数学成绩将会非常优秀，科学家特别是数学家、物理学家都是A参数值占主导。
    又如，f参数值，若此值占主导者，小学至初一阶段数学和语文成绩都会优秀，但到初二以后，语文成绩继续保持优秀，数学成绩则直线下降。按百分制计，一般都在70分左右。f参数值的定位，解答了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小学阶段学习成绩非常好，到初中二年级后学习就不行了的原因。这也是“初二大分化”现象的根本原因。
    再如，fm参数值，若此值占主导者，小学、初中、高一以前数学成绩都是优秀，但高二后，数学成绩就降至中等或中等以下。有fm值者，因数学成绩受影响的较晚，往往认为自己数学好。到高二数学成绩不如以前了，认为主要是自己学习不努力，或是学习方法不当，或是老师没教好，或是身体有病所致，总而言之，从不认为是自己本身的遗传基因所致。有fm参数值的这部分学生往往选择主攻理工科，因选择失误而影响学业，即本应该能考取重点大学的，只能进入四五流的大学；本应该考取本科的，只能进入专科或中专了事；有的则导致高考失败；有的甚至是复读后还不知改变所选攻读方向结果是屡考屡败……。大家可能都还记得1999年杭州发生过一件悲惨事件：一个高中生原先在小学初中时学习都是班上前三名，到高一时还是在前8名之列，但到高二选理科后，学习成绩排名一直下降，最后排到了倒数第几名。其妈妈一天到晚的吵这个高中生学习不努力，以致于这个高中生实在忍耐不了妈妈的唠叨了，就用铁锤把妈妈打死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对此事件进行了批示，说是教育出了问题，教育出来的高中生把母亲杀死了……。其实，这是一个完全可以避免发生的悲剧。为什么呢？如果这个高中生和老师及家长都提前知道此生的智力思维类型，并提前知道到高二阶段此生数学成绩很有可能要下降，并且选学文科，那么妈妈也就不会再唠叨学生不努力了，老师也不会再批评这个学生，这个学生也就不会苦闷而失态从而发生弑母惨剧了。
    提前进行科学的测量，完全可以避同类事件的重演。从此也可以看出文理分科，至少是从高二再开始文理分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以及紧迫性。理论上初二就应该文理有所分开或对数学成绩加以更加科学的权重。
可以说，高中文理分科，是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套切实可行的科学做法，是符合学生智力类型分布科学规律的，是以人为本教育思想和因材施教教育理念的具体实践。但不幸的是，在我国实践了多年的高中文理分科，从1999年左右起，我国的教育领导部门就已下文指示，在我国不同地区分别在不同时间取消文理分科，而改为“3＋X”，即所有的学生都要一样的去学数学，所有学生的数学成绩权重都变成了一样。这貌似提高了教育素质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则是真正的不平等，至少是对占学生总数50％形象思维者的不公平。因为他们的基因已决定他们无论如何也学不好数学的。这就犹如对于一群男人和女人下了一道命令：为了体现公平，现在每人必须扛数袋100斤的大米入库，否则中午不得吃饭。女人不擅长扛大包，但擅长做精细的工作，如在厨房做饭或裁缝衣服什么的，如果要求她们和男人一样扛大包就是对她们的摧残。而在教育上，如果不分文理科，不降低数学成绩的权重，对数量占总人数50％的形象思维型的学生就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摧残！就是对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反动，也是对因材施教的反动。
    那么，有人可能会说，文理科分班会降低学文科者的自然科学素质。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学人文学科的，能了解熟悉一般的定理定律公式什么的即可，没有必要去把时间大量的花费在事倍功半的学科上。已经毕业走入社会的学人文学科的学生回想一下，自己走入社会之后，有多少地方能应用上高深的数学知识呢？如被誉为当代大儒的钱钟书先生，虽说他数学一塌糊涂，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当代的学者大家。上海的韩寒，数学也是一塌糊涂，但丝毫也不影响他写小说，并且在中国已小有影响。
    也有的人会说，文理分科，使学理工科的学生文史知识缺少，降低了文化素养。这种担心也是大可不必的。他们的文史哲知识就是相对少一点，一般也是不会影响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只要他们的专业知识底子厚，积累多，都会在不同科学领域做出优异成绩。至于科学大家，他们一般都会自觉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史哲素养的。
    纵观现在世界各国的教育体制，大部分国家都有不同形式的文理分科，或采用不同方案来降低考试时数学成绩的权重比例。《参考消息》2007年1月29日刊登了《印度降低数学成绩权重惹争议》的文章，附在后面，大家可以一读。从中也可看出，文理分科的难题同样困扰着世界其它国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望我国教育部门的领导者和决策者能从中悟出些什么。
    我对生理遗传智力及其测量进行的二十年之研究成果，已于2006年4月通过了由中国遗传学会、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医促会妇儿医疗保健专业委员会共同组织的国家级论证。研究报告和论证报告已在网上公布。有兴趣者可登陆：www.zdzw.com。
    据说，以脑科学和智力研究的科研成果来指导教育改革，是我国各级教育领导部门的指导方针之一。教育部长周济最近曾痛批，我国的教育科研课题往往大而空，大而不着实际。那么，我这个研究了20年的小而实用的课题，又能否被有关权威部门所具体采纳而用于文理分科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呢？
    想当年，法国教育部为了查找小学生留级的原因是本人不努力或是先天智力不足，而拨款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让比内和西蒙研究多年，从而诞生了智商测试。而如今，在没有一分钱的国家科研经费资助的情况下，我自己艰辛探索研究了20年，且已通过了国家级论证的皮纹生物识别多元智力测量的这一智力与脑科学的科研成果，又能否被我国教育部门所重视所采纳呢？  ( 完 )
附： 2007年1月29日《参考消息》刊登的文章：
                 印 度 降 低 数 学 成 绩 权 重 惹 争 议                      [中央社新德里1月27日电]发明阿拉伯数字的印度人，数学水平高居世界首位，印度人的电脑软件设计也领先全球，但印度自己却有不少学生为数学头痛DAO自杀，印度中等教育委员会有鉴于此，决定自下学年开始，降低数学成绩比例，学生也可放弃数学而改选其他科目取代成绩。
    全球现在使用的阿拉伯数字，并非源自阿拉伯人，是印度人在公元3世纪发明的。5世纪初，印度数学家还创造了零的概念，用数字符号“0”代表一个数，可以参与运算。印度人还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数学定理，如三角形面积公式以及Л。此外，台湾小学生只背九九乘法表，但印度小学生却要背到九九乘九九。
尽管数学是印度人的天赋，但据德里心理学专家马洛特拉表示，学生因数学成绩不佳或为数学而精神崩溃自杀的案例，已经成为印度每年的常见现象，尤其在3月至7月的考试前期，更是达到颠峰。
马洛特拉表示，希望自下学年开始，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降低数学成绩比例的措施，能够因此挽救更多学生的生命。
    据印度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在一周前发布的决定，目前作为学生期末成绩依据的3门学科将增加为5科，原有的数学所占成绩比例也降为20％；更重要的是，如果学生有两科不及格，可以放弃其中的数学而改以其他较高成绩取代，例如电脑、音乐或艺术等。
    这项决定距离执行日期还有一段时日，但已在学校教师间引起激烈争议，学生家长则是心情复杂，不知是喜还是忧，只有学生雀跃不已，许多人已纷纷开始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学科，准备取代可憎的数学。
数学教师达斯表示，印度的教育制度一向受世界推崇，但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的“可怕”决定，等于全盘否认了自己的教育系统，并且在全球需求数学教育和教师最殷切的时候，降低了印度的数学教育品质，势必要招致国际评估机构降低对印度的教育评比。
    许多家长显然也有这样的担忧，但他们也坦承，孩子终于摆脱了桎捁。一名女儿在明星中学读书的母亲说：“有谁会愿意每天在数学上煎熬数小时，考试的时候一翻两瞪眼，如今可以有选择了，愿意在数学上下功夫的人，仍然可以尽情发挥创意，而其他的孩子也可以找到自己喜爱的学习天地。”中学校长库马也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要说印度的教育水准因此低落，是错误的看法，中等教育委员会的决定不但可以减少学生学业成绩不及格的比例，而且可以减轻许多学子不必要的负担，学生现在可以依据每个人的兴趣，更为专心的学习，不必像以往的死记硬背，升学率也必然跟着增加。”
    印度学校考试评鉴委员会助理秘书乔治也表示，评鉴委员会在2003年就已提出类似的建议案，认为不必硬性规定数学是必修课，但可以鼓励学生学习，有兴趣的学生自然会有出色表现，如此一来，不会招致学生的抱怨，也不会因此降低数学教育的品质。

关键是现在怎么改，如何改，没有方向性了
改来改学生的课业压力越来越大，教师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改，不过是一些表面工作，吸引外界的目光。本质不变就不能进步。

终于知道了3+X

扯淡
江西的X就是文综 理综 但综合在哪里呢？
就是物理化学生物的拼凑！